父亲像一泓清泉，滋润着儿女的心田；父亲若一把标尺，规范了儿女的言行；父亲似一座灯塔，照亮了儿女的人生。漫步在中国文学的画廊中，作家笔下的父亲形象千姿百态、丰富多彩。
朱自清笔下的父亲家喻户晓。他在《背影》中写到，在家庭遭遇变故的情况下，父亲送别远行的朱自清。父亲“怕茶房不妥贴”，于是“亲自送我到车站”。在车站，父亲与脚夫讲价钱、为儿子找座位，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爱跃然纸上。父亲给儿子买橘子，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才能走到那边月台。父亲是一个胖子，“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作者笔下的父亲，虽然体态略显苍老，但艰难的一举一动传达出的却全是对儿子的呵护和关怀，不禁让当时自以为“聪明”的朱自清潸然泪下。
许地山在《落花生》里，刻画了一个言传身教的父亲的形象。许地山写道，收获节的那晚天色不大好，可父亲也来了，“实在很难得”。父亲问：“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孩子们争着说可以榨油、可以吃，这时候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也必须挖起来才知道。”“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父亲的这段话蕴藏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即做人要有花生品格——要做有益于别人有益于社会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他人对社会无益的人。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许地山逐渐感悟到了落花生的价值，这种价值观深深地影响了许地山的人生。许地山始终没有忘记父亲对自己的教导和期望，他以“落花生”为笔名，时刻激励自己，做一个有用之人，并付诸于实践，最终实现了这一心愿。
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在《目送》中，写到了她对父亲刻骨铭心的记忆。龙应台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龙应台感叹道：“所谓父女一场，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后来父亲去世了，龙应台也结束了她最后一次的目送，完结的目送，完结了传递的父女之爱。
在贾平凹的心里，父亲为人正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在《酒》《祭父》等文中贾平凹写到，父亲是一个乡村教师，爱朋友爱热闹爱喝酒。父亲平时非常严肃，尤其对贾平凹非常严格。父亲的严厉，从某种角度上讲，成就了贾平凹。对父亲的敬畏，使他刻苦地走上了文学之路。“做人要宽容、要善良、要谦虚，要好好干事”，父亲的话影响了贾平凹的一生，更成为了他成长、成名过程的莫大财富。难怪贾平凹说，他对父亲特别有感情。他父亲只活了六十六岁，因患胃癌去世。“人生的短促和悲苦，大义上我全明白，”贾平凹说，但“面对父亲的死我却无法解脱。”
与贾平凹，文学大师汪曾祺的父亲却很随和，很少发脾气，对待子女从不疾言厉色。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先生写到父亲饱读诗书，热爱运动，精通琴棋书画，喜爱花鸟虫鱼，表现出典型的士大夫修养和情趣。“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他会做各种灯”，元宵节会亲手做一盏荷花灯；夏天，他将西瓜瓤掏空，在瓜皮上刻细致的图案，做成能泛绿光的灯。他还喜欢做菜，用瓜鱼做出的螃蟹可以“以假乱真”。父亲的这些性情，不仅给了汪曾祺很美的童年，也让成年后的他不仅在文学领域卓有建树，而且在书画美食领域颇得成就。正如文艺评论家陆建华教授所言：“汪曾祺之所以能成为今天人们熟悉与尊敬的作家，与他自幼在家庭所得到的良好教育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他的父亲汪菊生，对汪曾祺的一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不难看出，在作家们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觑。父亲节之际，品读作家笔下的父亲，会触发我们无限的深思，亦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感悟与启迪。
（古城台儿庄网社教部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