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记为抗日而献身的爷爷

        位于台儿庄区彭楼村的朱家大院，现在虽然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但是这里曾经是台儿庄大战时，是西北军的战地医院，鲁南战役、淮海战役时，又成为解放军的战地医院。

        我的家乡台儿庄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不仅有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抗日，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游击队的抗日，同时还有自发的民间抗日组织。我的爷爷朱茂堂就是一名农民抗日自卫队的领导者之一，为抗击日寇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爷爷出生于1910年，家住台儿庄西部的彭楼村，距离台儿庄3华里。1937年，爷爷27岁，全家9口人，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因勤俭持家，家境殷实富足，继承朱家大院房产20余间，炮楼2座，拥有土地300余亩，还有运河炭场、朱记瓷器商行、养马场、运煤大车队、油坊、豆腐坊等产业，是鲁南远近闻名的富户之一。

       1938年春天，日寇的铁蹄踏进了台儿庄的土地，他们肆意地烧杀抢掠，许多无辜的百姓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那时的台儿庄，到处尸体遍野，狼烟滚滚，哭声震天。面对外强的侵略，许多家乡的好儿女，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为保卫自己的家园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朱家大院内含的信息量太大了，可以串起运河、古城、中兴公司、景德镇、县衙、台儿庄大战、黄家大院……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台儿庄大战期间，爷爷将自己拥有的20多间房屋连同本家户族的100余间房屋，全部提供给中国抗日军队用于救护伤员（现有彭楼村3间清代建筑没有拆迁，留下了当年战地医院的印迹）。后来，中国军队撤出了台儿庄，台儿庄再次沦陷，日军在台儿庄继续着更加残酷的掠夺和屠杀，爷爷从父辈继承下来的台儿庄“朱记瓷器商行”和“运河炭场”都在战火中化为废墟。

        怀着对侵华日军的仇恨，爷爷毅然拿起自费购买的5杆步枪，组织参加了农民抗日自卫队，并且还是农民抗日自卫队的负责人之一。当时，与彭楼村相邻的南洛、于里、板桥等村都成立了农民抗日自卫队，总负责人是南洛村的爱国人士吴贞会，几个村共有农民自卫队队员1000多人，但装备落后，仅有步枪10来只，其中包括我爷爷自费购买的5只，其余主要是大刀、长矛。有的队员配备的是斧头、砍刀。我的爷爷组织参加了多次袭扰台儿庄日军的战斗。特别是运河支队创始人之一的褚思惠向吴贞会和爷爷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后，爷爷都及时地接受并将抗日救亡的道理传达给了他的队员们。爷爷带着他的队员起早贪黑的训练，吃了不少的苦。为了便于联络各村的农民自卫队，我的爷爷还从济南府买了一辆自行车。爷爷骑着自行车成天在外奔波，搜集情报信息，宣传动员抗日，救助贫困的自卫队员家庭，家里的事务全部交给了我的奶奶。

 
（作者奶奶生前与作者合影）

        1938年9月，农民自卫队总负责人吴贞会和爷爷带领36个队员到各村联络动员，计划在夜间偷袭驻在台儿庄的日军。他们在贾口完成联络任务后，向东南方向经彭楼、野场村再返回南洛村。我的爷爷马上回到彭楼村组织队员准备战斗。不曾想，吴贞会在回南洛经野场村时遭遇了一百多日军的伏击。吴贞会在无法脱身的情况下，只好指挥自卫队员隐蔽在野场村西的乱坟堆中，一边向日军还击，一边以枪声通知附近村庄的农民自卫队前来援救。野场村离彭楼村只有一华里的路程，当爷爷听到枪声后立即组织彭楼村的自卫队赶往野场救援，并与吴贞会的队伍汇合在一起，其它村庄的自卫队也陆续赶到。听奶奶讲，当从野场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时，我的爷爷说了声“不好，吴贞会有危险！”，就从家里提着一杆枪跑了出去，这一去就再也没能活着回来。吴贞会看到援兵赶到，立马组织队伍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拿着大刀、长矛、斧头、砍刀，呼喊着“是爷们，给我上”，向边打边撤退的日军冲去，连续打死打伤3个日军。这时的日军更火了，只见一个日军指挥官拿着东洋刀向我方阵地挥舞，接着就是日军的机关枪拼命地向我方阵地扫射。我自卫队虽然人多势众，喊杀声震天，但装备落后，根本抵挡不住敌人的火力，因此我自卫队员一个个倒在血泊里。我的爷爷被日军的机枪打成了重伤，无法随自卫队撤出战场，日军指挥官看到我爷爷虽然受伤但还活着，就残忍地举起东洋刀朝爷爷的左肩砍了下去，顿时，爷爷的左臂被砍了下来。作为爷爷的亲生孙女，说真心话，我真的不忍心面对爷爷牺牲的惨象。每当我脑海浮现这段悲惨历史的时候，每当我拿起笔来想记录这段惨痛的时候，我总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的泪在流，我的血管在贲张，我的心在滴血，好痛好痛……我只好一次次地搁下笔来。可是，我又不得不把这段伤心的历史和心灵的惨痛记录下来，我要让世人看到日军的残暴和侵华的铁证！

        朱家大院还是运河支队的秘密联络点，褚思惠、孙伯龙、梁巾侠等人都多次来过朱家大院。
        据1986年《彭楼乡志》记载，这次中日野场战斗，我农民抗日自卫队共伤亡30人。其中壮烈牺牲11人，重伤19人。牺牲的负责人和队员有：南洛村的吴贞会、吴贞恒、孙景兰、孙景芝、张玉亭、刘三妮；板桥村的韩景川；彭楼村的朱茂堂、李成志；后于里村的赵广香、邵广居。其中吴贞会、吴贞恒是同胞兄弟。这些抗日烈士，有村有乡，有名有姓，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兴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时至今日80周年，竟找不到他们的墓碑和纪念碑，只能在史料上查找他们的名和姓……作为这些烈士的后人，我们真心希望当地政府能给他们立一块纪念碑，留下一个让后人祭奠的地方。

        再回到那场难忘的战斗。硝烟散去，日本鬼子在野场村留下了我农民抗日自卫队的11具尸体扬长而去，从此也留下了一个让人无法面对和回忆的屠杀场景。11位活生生的鲁南汉子就这样瞬间倒在血泊中。闻讯赶来的亲属们那撕心裂肺嘶哑的痛哭声强烈震撼着现场的每一个人，幼小的儿女们一个个就象无助的羔羊一样，趴在亲人的尸体上放大悲声，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步灵呀……

        我的奶奶那时才二十多岁，伏在我爷爷的尸体上哭得死去活来，昏迷过去多次。她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现实，她心目中像大山一样高大的丈夫突然轰然倒塌，并且破碎得惨不忍睹！奶奶为爷爷收尸的时候，由于爷爷被日军的机枪打散了架，内脏脱出，左臂分离，只好把尸身拼接后，再用白布一圈又一圈的缠绕起来而使其完整，这样才能勉强地把爷爷拉回家来……

        就这样，日本鬼子把只有28岁的爷爷给杀害了。

        爷爷走了，带着他那只有28年的青春年华和对日本鬼子强烈仇恨离开了让他留恋的世界。他怎么能走呢？他只有28岁呀，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的父母需要照顾，他的家庭需要支撑，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呀。

        爷爷走了，他真地走了，他把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抚养责任全都留给了我的奶奶。那时他最大的孩子只有10岁，最小的是我的父亲只有3岁。

        年轻的奶奶带着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擦干泪水顽强地生活下来。但没有了爷爷的支撑和照顾，家里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小脚的奶奶无法支撑家庭，一个个可怜的孩子因贫病交加而相继离开人间，最后就只剩下了我的父亲。残暴的日本人啊，你们杀了我爷爷一人，等于杀了我家5口人啊！这情景，就象“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的情景一样呀：打死了一只三春鸟，其它刚刚孵化出的小鸟也会因饥饿无助而死亡……

        亲人的一个个离去，对我的奶奶就是一次次沉重的打击。由于奶奶一次次伤心落泪，她的一只明亮的眼睛给哭瞎了。

        记得小时候，不谙世事地我们每当问起爷爷的时候，奶奶总是泪水盈满眼眶，不愿提起，吓得我们再也不敢多问。长大后才知道，那是奶奶对爷爷铭心刻骨的爱和绵绵地思念，也是奶奶对日本鬼子所犯下滔天罪行的一个无声地控诉。她不愿再去回忆那段伤心的历史，不愿再去触及内心深处最疼痛的往昔。记得多年来，每当我父亲看电视的时候，只要有日本鬼子杀害中国人的场面，父亲总是默默地跳台过去。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总是不解父亲的心思，长大后才明白，这样的场景，他会想起爷爷被残杀的情景，他再也不愿回忆那段惨烈的过去，不忍去过滤没有了父亲、年轻的母亲怎样带着他们走过的坎坎坷坷和风风雨雨。并不是父亲想忘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而是父亲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对爷爷的思念和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深深地埋在了心底。所以后来，我们也理解了父亲为什么总是反对我们买日本货物。

 作者朱明玲
        记得小时候，我的奶奶不知白天黑夜地干活，不论干多重多累的活，她总是默默无闻、高高兴兴的，从未有过一句怨言。长大了，成熟了，特别是做了人妻，做了人母，才更深刻认识了奶奶，真正体会奶奶这辈子的不易和对美好生活地渴望、珍惜和向往。

        1996年，近90岁高龄的奶奶带着对家人的眷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奶奶，一个标准的中国农村妇女，她从旧社会走来，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平安安的简单生活。

        奶奶走了，也许和爷爷分离的太久，去见她日思夜想的我的爷爷去了，衷心地希望我的爷爷奶奶在天堂里过得幸福！（2018年记于台儿庄大战胜利八十周年）

                                                                                                                                （古城台儿庄网要闻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