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戏剧音乐系组织创作《白毛女》，起源是当时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周扬，收到《晋察冀日报》记者林漫托人带给他、请他审阅的“白毛女”故事草稿。他读了草稿后，认为这个故事既富于传奇性，又具有新旧社会对比的深刻的社会意义，很适合写成歌剧，于是他把这一材料推荐给戏剧音乐系张庚。张庚读后又交给贺敬之、丁毅阅读，他们都认为这个故事是极好的歌剧题材。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领导研究为“七大”献礼的创作节目时，周扬极力主张根据这一材料创作歌剧，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戏剧音乐系，在成立创作组时，他还亲自进行动员。
《白毛女》创作组开始时的组成人员是：张庚、王彬负责整个创作组的领导工作，王大化负责戏剧的导演（王彬也兼导演），马可、张鲁负责作曲，剧本由邵子南、贺敬之负责写作（邵子南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回鲁艺后，分配在文学系。他是由文学系借来参加这项创作工作的）。由于邵子南曾在晋察冀边区工作过，并收集过民间传说的“白毛女”故事素材，所以决定由他担任剧本创作的执笔。1945年1月初，戏剧音乐系的领导对创作组进行了调整充实，原创作组成员除邵子南自行退出外，并无变动。张庚、王彬仍然负责创作组的领导，王彬直接抓剧本创作。剧作方面除原有的贺敬之外，又增加了丁毅。导演方面增加了舒强，张水华也有一段时间参加导演工作。作曲方面增加了瞿维、李焕之，向隅则担任歌剧的指挥。
为了保证剧本写作风格的统一，不采取一人几场分头写作的办法，统一由贺敬之执笔。贺敬之在写每一幕前，提出这一幕的设想，包括情节设置、出场人物、矛盾冲突直到戏剧细节，由3人进行充分的讨论、研究、修订、补充，然后由贺敬之写成初稿，每场戏初稿写出后，经过共同讨论、润色、定稿后，交张庚审阅，再印发给有关人员。贺敬之在执笔写《白毛女》的时候，非常顺利，特别是第一幕，他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成的。贺敬之在《白毛女》第一幕里，集中倾诉了他自己的身世，那雪花纷飞的乡村之夜，财主的逼债、父亲的去世、弟弟的夭折、母亲的劳苦，永远摆脱不了的穷困，统统随着旋转的雪花和泪水，来到他的窑洞，来到他的麻油灯前。杨白劳一出场：“十里风雪一片白，躲账七天回家来。”赵大叔一出场：“大风大雪吹得紧，十家灯火九不明。”雪花一阵紧似一阵，直到杨白劳走上绝路：“杨白劳昏沉沉如醉酒，这么大的风雪往哪里走？怀揣着文书杀人刀，杀了自己的亲骨肉，啊……”――这时的雪花，已经由情绪的盼望、情绪的飞扬、情绪的恍惚、情绪的沉闷、情绪的激昂，转而化为情绪的撕裂与绝命的呼叫。最后，杨白劳在雪地里冻僵，老天有情，为天底下所有的屈死鬼披麻戴孝，一切树木都穿上了孝服，这已经把原有的民间故事升华为刻骨铭心的诗篇。雪花虽美，对于饥寒交迫的穷苦人却是最难熬的。这痛苦犹如地下翻滚着奔腾而急欲喷发的岩浆，露在地面的，却是轻灵的恍恍惚惚的火苗。
《白毛女》的剧稿完成后，在鲁艺礼堂彩排，反响非常强烈，当地农民看了彩排，哭成一片，特别是前三幕，台上台下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观众不住地擦眼泪。彩排后，周扬与何其芳对结尾提出意见，认为结尾是喜儿被救出山洞，然后喜儿送大春参军，这样的结尾太轻了，压不住台，要加一场群情激愤的斗争会场面。贺敬之由于连夜苦战，累垮了，他提出请丁毅改写最后一场戏。丁毅改完了最后一场，全校师生看完彩排，反响依然十分强烈，也有尖锐的批评。
1945年4月，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白毛女》剧组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首场演出，出席观看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主要首长以及党的“六大”全体中央委员和“七大”代表。演出时，贺敬之拉大幕，他注意观察台下的观众，当唱到“太阳底下把冤申”时，他看见毛主席掏出手帕擦眼泪。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同起立鼓掌。全剧演完后，周恩来、邓颖超、刘澜涛、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和许多“七大”代表都拥到化妆间来看望演员，其中有人说：“你们的戏让我们从头哭到尾，连叶剑英这个行伍出身的人也哭了，真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哇！” （文字来源:人民网 摄影:黄 振）
（古城台儿庄网要闻部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