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中叶，朝廷为了“避黄行运”，开凿了从微山湖夏镇李家口到邳州直河口的260华里运河，史称泇运河。泇运河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不再经徐州入黄河至淮安，而是经台儿庄进入江苏，避开了330华里的黄河之险。泇运河的通航，南北漕运的拉动，促进了沿运城乡的经济文化发展，孕育出台儿庄这座运河明珠城市。台儿庄的名字，在文献中出现较晚：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总理河道的工部右侍郎曹时聘，在上奏朝廷的《泇河善后事宜疏》里，有“留城闸官夫移之台庄”的建议。崇祯十二年（1639年），漕河官员在台儿庄东南黄林庄立有河防碑一通，台儿庄作为地标出现在碑文里。《明史·河渠志》中，涉及到台儿庄时称“台家庄”或“台庄”。清光绪三十年周凤鸣、王宝田主修的《峄县志》，把台儿庄称作“台庄”。几百年间，台家庄、台庄、台儿庄的名称是共存的。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中外记者报道战况时，使用“台儿庄”的称谓，台儿庄的名称最后确定下来。尽管台儿庄一带很早就有先民居住，发现了多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及众多汉墓，但是，在泇运河开凿之前，台儿庄没有在文献中出现过。明代洪武二年，峄州降为峄县，台儿庄境内拥有功名的文人，自称“峄县人”或“兰陵人”。万历二十年去世的贾三近，为今天台儿庄区泥沟镇坊上村人，官至光禄寺卿和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逝世前拜兵部右侍郎，在他的诗文和笔记中，没有提过台儿庄，他的落款或自述，自称是“东海兰陵人”。泇运河开通之后，台儿庄由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发展成为运河商贸城市，成就了几百年的繁盛
泇运河开通之前的文脉
元末明初，台儿庄一带遭遇瘟疫和战乱，社会凋敝，人口稀少。朝廷“招抚流亡，渐得复业”。据万历《兖州府志》卷十五《户役志》记载，到隆庆五年，整个峄县的总人口仅39471人。今台儿庄辖区的面积，不到当时峄县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人口也就是8000人左右。泇运河开通之前的文脉，只能通过少数文人的行迹和创作窥见一斑。
一、贾梦龙与市井文化
贾梦龙（1511－1597），号柱山，祖籍山东博平(今属茌平县)。其远祖贾德真为避乱迁到峄县西坊上村落户（今台儿庄区泥沟镇境内）。贾梦龙的父亲贾宗鲁，嘉靖初年被选为贡生，到河南南阳县任训导。嘉靖三十六年，贾梦龙也被选为贡生，到直隶内邱县（今河北省境内）任训导。其子贾三近，隆庆二年中进士后，贾梦龙被“敕封户科都给事中，诰封太常寺少卿、光禄寺卿。”尽管没有授给实质性的官职，这虚名足以让他荣耀乡里。贾梦龙60岁时候，退居峄县，饮酒结社，赋诗作词，有《永怡堂词稿》刻印。保存下来的部分作品中，有诗歌、词曲、小令等。
光绪版《峄县志》中收录了贾梦龙多首诗作，《石屋山》一诗云：“云边茅屋水边楼，古道西来杜若洲。栗里莺花三月酒，桐乡风雨一渔钩。彩毫遍写苍岩壁，青草遥嘶白玉驺。山色泉声无限乐，人间此地即丹邱。”《青檀寺》写道：“耽山未办买山钱，每为看山一讨禅。灶侧分泉茶自煮，云中扫石鹿同眠。迩来寺主更新衲，旧处留题已十年。白发不消芳草绿，春风又到佛灯前。”这种尽管消极却不失乡绅风度的诗作，不能代表贾梦龙作品的主流。由于儿子在朝廷做官，家中有大片良田，衣食无忧的贾梦龙，在家中养活了一班从江南请来的戏子，歌拉弹唱，尽情游乐，并把其中的经历感受写出来。其《山坡羊》一曲云：“你休说道这园亭不大，尽够俺渔樵们闲话。俺这里有山有水有风月无冬夏，有的花云锦样遮，柳荫稠、竹径斜，有茶有酒有书剑琴棋画，一回家饱饭狂歌来也，有儿童齐和答。听咱有好客来咱更有耍，听咱这一榻风光，只静坐也潇洒。”这位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骚客，经常携妓外出，《夜宿》就毫不避讳地记下了这些经历：“九日跻攀，千百游人崮上看。簪组来迎见，鼓吹开筵宴。嗏，高唱入云烟，烛光闪闪。席上敲棋，睹酒着蛾眉劝，今夜华清宫里眠。”他在《黄莺儿》一曲中写道：“老者你须知，挂冠归来乐有余。楼台起处多田地种桃畦柳溪，看云锄雨犁。西郊燕赏东山妓，何须争强使智，伶俐不如痴。”在妓院中宴饮，“座上拥佳人，巧笑工颦”。《皂罗袍》一曲写得更加露骨：“诗酒当场拨闷，有红楼妓女，青琐封君。眼前多少少年人，镜中白了高年鬓。从他哄我，说亲不亲；从他怪我，官人不仁。皮儿虽老心儿嫩。”在礼教盛行的社会，一个儿子在朝廷中做官的乡绅，能够写出这样放荡曲子，的确需要一定的勇气。
有研究者认为，贾梦龙才能非凡，政治上不得志，因而思想消极，对社会现实不满，才对生活和创作持如此态度。
二、贾三近的文治武功
贾三近（1534－1592）为贾梦龙之子，字德修，号石葵，别号石屋山人、兰陵散客。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乡试中举，隆庆二年(1568年)会试中进士，以博学宏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宦海生涯。隆庆四年（1570年），授吏科给事中，次年赴贵阳处理土司内部仇杀事件。平息事端之后，回京时路过故里，请告家居，得到批准，在家闲居两年。万历元年（1573年）被召回朝廷，拜户科都给事中。贾三近上任之后，奏请国家改革弊政，严惩贪污，受到朝廷嘉奖。他多次弹劾权贵的不法行为，刚直不阿，执法如山。有人称他为“泰山乔岳，不为私用”，权贵阶层却对他恨之入骨。万历八年（1580年），江西巡抚缺员，有人推荐贾三近，因权臣阻挠，未被批准，被任命为有职无权的南京光禄寺卿。贾三近没去赴任，再次请辞家居。这次隐居将近五年，撰写了七篇峄县志。万历十二年（1584年），朝廷任命他为光禄寺卿，负责京城的祭祀、朝会工作。不久，改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保定。万历十四年（1586年）山西、河北发生饥荒，“民多死徙”，贾三近“日夜忧劳，累疏请赈”，得到准许后，“以天子德意救活贫民，蠲租发仓，计口赈贷。设粥厂千余区，赋吏煮粥，日食男妇二十二万余口，数月始罢”，并“晓譬贫民，各安田里，以待丰年，毋得漂流客土，为人蹂践。”贾三近赈灾结束，升为大理寺卿。他将应得的数千金钱，全部留贮国库，以父母健康为由请告家居。万历十五年（1587年），贾三近第三次回到家乡。
这时的贾三近，经历了官场的沉浮，看透了世间险恶，同时也看淡了功名利禄，于是放浪山水，吟诗作赋。此间，他整理、刻印了《左掖奏草》、《左掖漫录》、《滑耀编》、《先庚生传》等著作，为多处名胜古迹撰写碑文。其中，《古城泰山行宫记》、《晋建威参军刘玲墓记》、《重修净土禅寺记》，为当地学人推崇。《青檀山》、《漕渠奏绩歌》、《同年张侍御以勘泇河事驻峄，暇日共游仙人洞，因赋》等诗作，在明诗中当属上品。《青檀山》诗：“秋风古木前朝寺，僧屋入巢自在栖。黄叶拍天丹灶冷，青檀绕殿碧云齐。幽人到处鸟鸣谷，樵子归时鹿饮溪。尽日烟霞看不足，买田结社此山西。”流露了作者追求乡野生活的心愿。民间的手抄本《贾少司马文集》中，收录了贾三近的《宁鸠子小传》。文中，贾三近以“宁鸠子”自许，记述了隐居石屋山泉的生活状态。作者写道：“一遇四野云晴，诸山雨霁，月上中天，云沉海底，遥望一色，万籁无声。信步庭除，怀抱皎然，静无渣滓。抑或旭日和风，浓荫小径，竹床梦觉，散发行吟，鹤步空庭，鱼游在藻，花香鸟语，豁然会心以乾城影国，视宇宙以电光泡影，视幻国以浮云秋水，视世态盈虚消息。天命有常，坎止流行，随其所指。雅客时至，童子命茶。采畦蔬，酌醴酒，相与挥尘，漫谈世事物情。间举古今箴语，童子从旁笔之，积久成秩，名曰《凤翔鹤举》。”有人认为，这部书稿，可能是一部长篇小说。
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宁夏副总兵哱拜反叛，次年，朝廷动议出兵平叛，拜贾三近为兵部右侍郎带兵前往，因背疽未能成行，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秋天逝世，享年59岁。曾任礼部尚书的于慎行为贾三近写的墓志铭称，贾三近平易近人，温厚坦荡，端方霍落，无所阿曲。生来白皙修长，鹤姿鹄立，气宇轩昂，风神隽朗，“魁然一伟丈夫也”。于慎行盛赞贾三近通古博今，谈锋犀利，风趣幽默，令人慕思。他博采众艺，诗词歌赋，清爽练宕，同游者皆佩服其敏捷的才思。同时指出，贾三近生前写过一部著作，不肯示人，他为没能拜读而感到遗憾。
三、贾氏父子与《金瓶梅》
明朝万历年间问世的世情小说《金瓶梅》，通过对市井生活的深刻描绘，折射了晚明社会的黑暗，被誉为“天下第一奇书”，又因为露骨的性描写被斥为坏人心术的“第一淫书”。《金瓶梅》手抄本于万历二十四年出现在吴县，之后有多种版本在坊间刊刻。关于它的成书过程和作者，一直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是说唱艺人在集体创作的基础上整合而成，有人认为是文人的独立创作。个人创作说又分为下层文人说和大名士说。上个世纪30年代，郑振铎发现了与世间流传的《金瓶梅》不同的《金瓶梅词话》本，学界认为这是早于崇祯年间《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原始本。词话本中有欣欣子序，称此书为兰陵笑笑生创作。于是，《金瓶梅》的作者才露出一丝影子。至于兰陵笑笑生是谁，学界没有形成共识。鲁迅、郑振铎、吴晗等人认为，《金瓶梅》是用山东方言写成，而兰陵即山东峄县。卢沟桥事变之后，国人投入抗战，没有人再有心思考证《金瓶梅》作者。
1982年以来，张远芬在《文汇报》、《复旦大学学报》、《抱犊》等报刊上发表系列文章，指出《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即明代峄县文学家贾三近。1985年，张远芬在齐鲁书社出版了《金瓶梅新证》一书中，为“贾三近说”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形象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具备创作《金瓶梅》的文学修养。
时隔十年，许志强接受了“贾三近说”中的兰陵笑笑生即兰陵人笑笑生的观点，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不是贾三近而是贾梦龙。许志强从贾梦龙的生卒年代、经历、文学修养、思想心态、名字和称号、对佛教和道教的兴趣、写作内容、对平康巷的吟咏等方面进行推论，认为贾梦龙更有可能写出这部“天下第一奇书”。
泇运河的开凿
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对元代运河进行整治改造，使京杭运河成为南北运输的大动脉。永乐朝疏通的运河，自徐州至淮安一段是借走黄河水道，遇到洪水泛滥，船只不能通行。从隆庆到万历年间，几代漕河大臣上奏朝廷，力谏开凿自韩庄至邳州的泇运河，改“借黄行运”为“避黄行运”。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经过台儿庄的泇运河竣工通航，使经常断航的京杭大运河得以畅通。泇运河的开凿，是明代最有成就的航运工程，同时促使台儿庄成为运河重镇。
一、黄泛阻运与徐州、吕梁二洪
泇运河开通之前，从徐州至淮安段“借黄行运”河道，容易受到黄泛侵扰，运道经常阻塞，而徐州、吕梁二洪，是三千多里运河上的鬼门关，过往船只，稍有不慎就会船覆人亡。
因为黄河的水流量具有季节性，而且不同年份的流量也不相同。汛期，夹带着大量泥沙的洪水，冲决堤坝，枯水季节水量载不起漕船。明代中叶之后，黄泛越来越严重。嘉靖六年（1527年）黄河决于曹、单、城武等县，淤塞徐州以北运道，漕粮船只受阻。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七月，黄河北徒，决沛县、丰县，二百里运道俱淤，昭阳湖以西的运道堵塞更甚。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七月，黄河在沛县决口，茶城一线淤阻，两千多只粮船阻隔在邳州，无法通行。隆庆五年（1571年）四月，黄河在邳州决口十余处，损漕船千计，粮食四十万石，匙头湾以下80里河道淤塞。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大雨，汶河暴涨决口，洪水下灌徐州、沛县，冲毁漕河堤坝200多里。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黄河又在单县黄堌决口，河道向南迁移，徐州、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
徐州、吕梁二洪，即徐州城东南“借黄行运”河道上的两处急流。汉代以前，“二洪”就是古泗水上两处有名的险滩。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泗水入淮，此后，徐州、吕梁二洪的水流较以前更为湍急，是南北漕运通道上的重要障碍。永乐朝开通京杭运河之初，黄河水流充足时，漕粮之船能够通过此二洪，水少时难行。为保证漕运的畅通，明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立专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吕梁洪上闸设洪夫1050名、稍水123名，下闸设洪夫500名、稍水90名。他们都是吕梁本地精通水性者，即便如此，吕梁漕运仍然十分艰难。
黄泛和徐州、吕梁二洪，成为影响三千里运河通畅的病根。
二、“泇河之议”与泇运河的开凿
京杭运河在淮阴至徐州段，有330华里与黄河并行，从江南北上的漕船，借黄河行运。据《明史·河渠志》记载，从嘉靖六年（1527年）至万历三年（1575年），邳州经徐州至济宁运道发生的“黄河害运”事件，达十次之多。期间，许多漕河大臣，前赴后继，上奏朝廷，力谏开凿泇运河，以“避黄保漕”，彻底解决“黄泛害运”问题。由于张居正的阻挠，迟迟没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死后多年，万历皇帝才做出开泇决定，彻底解决了“黄泛害运”的问题，使国家命脉得以畅通，同时成就了台儿庄几百年的繁盛。开凿泇运河，从初议到实行至最后完成，几经周折，前后历经30多年，可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动议阶段。据雍正三年成书的《行水金鉴》记载，隆庆三年（1569年）七月，河决沛县，决口的河水自考城、虞城、曹县、单县、丰县、沛县直抵徐州，沿线俱受其害，茶城淤塞，粮船二千余艘在邳州受阻。总河都御史翁大立遍历徐州子房山、梁山、境山、地浜沟、马家桥等地。在摸清情况之后，建议“自马家桥，经利国监，入泇口，出邳州”，“可别开一河以漕”（泇河），以避黄河运道秦沟、徐吕之险，实现经久之策。翁大立召集官员商议，将结果上奏隆庆皇帝，皇帝下令立刻着手实施。此为开凿泇河运道刍议之始。但没过多久，黄河水落，漕运恢复正常通行，开泇之议遂遭搁置。
第二阶段，动工阶段。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暴雨大作，黄河在汶上决口，洪水进入徐州和沛县，溃漕堤二百里，运道受阻。万历二十二年，总理河道的工部尚书舒应龙，为求通泄之途，在微山湖东的韩家庄、性义岭南，绕开需要开凿石方的葛墟岭，开了一条通往彭河的40华里支渠，引湖水由彭河入泇河。在李家石桥至万家庄之间的湖口，筑长八千四百六十丈宽一丈的堤坝，渠口创建石闸以备蓄泄。这项泇运河开凿史上最早的工程，为后来的开泇奠定了基础，舒应龙因此成为开泇第一人。
第三阶段，初通阶段。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黄河在黄堌口决口后南徙，镇口淤塞，徐州、吕梁二洪河段的河水干涸。这期间，朝廷在分黄导淮上用力甚大，开李吉口、小浮桥及镇口以下的旧道，建闸接引黄河水济运。可是，因为黄河水泥沙含量高，河道疏浚不久即淤塞，有人提出这样做不是长久之计。次年三月，工科给事中杨应文、吏科给事中杨廷兰，请求开挖泇河。并在奏折中分析了开泇的地理优势和可行性。他们的上疏，引起朝廷重视。次年，都御史总河刘东星，夏镇分司梅守相，提议继续韩庄未竟的工程，疏浚微山湖东已开的支河，上通西柳庄，下接韩庄，以避微山湖口“突遇狂飚，未免败没”之险；东南方向万家庄、台家庄、侯家湾、良城等“山冈高阜，多砂礓石块，极难为工”处，力凿成河，以接泇口，轻小粮船可以通行。他们的奏议，得到批准，因为当年水势太大而没能施工。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工部覆直隶巡按御史佴祺，复请开泇河。都御史总河刘东星，奉旨来到泇河工地，不问浅狭难易，坚持向前推进，开通了最难施工的河段，并在巨梁桥建石闸一座，德胜、万年、万家庄各建草闸一座，使泇运河道的基本走向由此定型。
第四阶段，功成阶段。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刘东星积劳成疾，在任上以身殉职。然而，泇河雏形已定，通航成效得以显现，继续开泇已呈必然之势。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黄河再次大决单县苏家庄及曹县楼堤，冲沛县四铺口太行堤，形成百年不遇洪灾。四月，工部右侍郎李化龙总理河道，复议开泇河，以避河险。次年正月，李化龙上奏开泇之利，提出六善二不疑：“泇河开而运不借河，河水有无听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善二。运不借河，则我为政得以熟察机宜而治之，善三。估费二十万金，开河二百六十里，视朱衡新河事半功倍，善四。开河必行召募，春荒役兴，麦熟人散，富民不扰，穷民得以养，善五。粮船过洪，必约春尽，实畏河涨，运入泇河，朝暮无妨，善六。为陵捍患，为民御灾，无疑者一。徐州向苦洪水，泇河既开，则徐民之为鱼者亦少，无疑者二。”万历皇帝认为这是长久之计，下令立即开工。李化龙走马上任，开通了从夏镇到直河口260华里的泇河，避开了330华里黄河之险。八月，泇运河正式开通，这一年，运送漕粮的船只三分之二通过泇运河北上。
从隆庆年间翁大立提议开泇，到万历三十二年泇运河全线通航，中间经历了30多年时间。这段航道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的通航时间，每年增加90天，航程缩短3天，经泇运河北上的漕船，每年在7700－8000艘之间，运送漕粮420万石。使得京杭大运河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
三、开泇功臣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
开凿泇运河，是明代运河整治的重要工程。在开凿过程中，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三位大臣起到了关键作用，被后人称为“泇河三公”。明清两代朝廷，对他们的贡献给了应有的褒奖。明朝万历皇帝赐李化龙谥号襄毅，天启皇帝赐刘东星谥号庄靖。乾隆年间，漕运总督杨锡绂高度赞扬了三公开泇的功绩，指出：“泇之开，河臣舒公应龙建其议，刘公东星继其事，李公化龙毕其功，在当日言事诸臣，好以口舌持短长，或忌或阻啧有繁言，而三公殚心国事，不恤人言，尽智竭力，前后相继，疏凿挑浚，卒避三百里黄流之险，而成此二百六十里安流之运道，岂非万世之利……三公不可无祀。”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杨锡绂在万年闸北首（今峄城区古邵镇杨闸关村）建三公祠，颂扬他们的功绩。据《乾隆起居注》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月二十七日，乾隆皇帝从江南返京，驻跸万年驿大营，题写了“绩均泇运恭悬祠”。
舒应龙（？－1615年），字时见，号中阳，广西全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万历二十年（1592），由南京兵部尚书任上召入京师为工部尚书，总理河道。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汶河决口，下灌沛县、徐州，冲毁运河堤坝200多里。舒应龙上奏朝廷，恳请在韩庄以东开挖一条支渠，以宣泄微山湖及鱼台等县的积水。准奏后，于次年动工，用五个月的时间开挖了40华里中心沟，成为泇运河的上游。
刘东星（1538—1601年），字子明，山西沁水人，明隆庆二年进士。万历中叶任河漕总理、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刘东星和夏镇分司主事梅守相提出，继续开挖韩庄中心沟，拓宽加深侯家湾、良城直通泇口的河道，使其能够行船，得到朝廷准许。因为当年河水漫过河床，未能施工。第二年，刘东星、梅守相再次奏请开泇。获得批准后，刘东星排除种种困难，动工开泇。工程费用仅用了二十分之一，泇河已开成十分之三。在准备建造巨梁桥石闸和德胜、万年、万家庄三座草闸时，刘东星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李化龙（1554—1611年），字于田，北直隶长垣县（今属河南）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六月，黄河在山东单县、曹县和江苏沛县决堤，横冲运河河道。朝廷任命李化龙为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李化龙上疏力陈开泇，获得批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开通泇运河，“泇河之安流，代黄河之险道，八千运艘，不两月过尽。”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二月，李化龙因母丧离任回家丁忧，临行之前，仍令负责运河的官员疏浚河道30里，建船闸三座，保证泇运河畅通。
泇运河是明代漕运史上一项巨大的工程，是漕河官员与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泇运河的通航，改变了京杭运河苏鲁交界区段借黄行运的历史，正常年景的通航时间，每年增加90天，使运河的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
第三节 泇运河与台儿庄
台儿庄运河的开通，对保证京杭大运河通畅、漕粮北运以及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台儿庄借运河之利而繁荣，成为水陆重镇。康乾时期，每年有将近万艘漕船和数万艘商船在台儿庄等待过闸，大量船民和商贩汇集台儿庄，繁盛了市场，给当地居民提供了经商机会，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他们由农从商、从工、从渔、从运，使“约台之民，商贾过半”，台儿庄成为繁华的运河枢纽城市。“入夜，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被称为“天下第一庄”。
一、明代筑城与漕道八闸的创建
泇运河开凿之前，台儿庄只是一个普通的集镇，尽管在台儿庄城区附近有汉代陶器等生活用具出土，但是在明朝万历三十四年之前，台儿庄还不具备“城”的规模。泇运河开通之后，台儿庄成为运河重镇，接任李化龙总理河道的工部右侍郎曹时聘，上疏朝廷，请求在台儿庄运河沿线置邮驿、设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获得万历皇帝的应允，明代万历三十五年，台儿庄开始筑城，清代又进行过三次重修。
据光绪版《峄县志》卷八《建置》篇记载，清顺治四年（1647），兖东道兵备副使蒋鸣玉倡导重建台儿庄城，由县丞雷烇负责负责，次年竣工。第二次筑城是在康熙年间。《峄县志》卷二十一《耆旧》篇记载：“康熙间，黄河决，花山徐邳灾，漕运中梗。”康熙南巡，一位名叫曹自新的乡绅，率数州十万土民迎銮吁恩，并进河图。“口析水患数千言”。康熙“即敕河臣覆勘，给币修筑”。这时的台儿庄城，东西长5华里，南北宽2.5华里。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殃及台儿庄，多处城墙坍塌。一些土墙民房，基本没有剩下。咸丰七年，由地方圩练长尤训光发起募捐，再次筑城。这一次修筑的城墙，墙体高一丈三（相当于4米），宽一丈（3米），砖墙内筑土坯，城外有三丈宽的护城河。咸丰年间的台儿庄城，规模有所缩小，建有城门6座，命名不算整齐，但富有学问。东门叫“仰生”，意思是官府、官员，仰仗众生而存在；西门叫“台城旧志”，表明她是旧城的标志；北门为“中正”，意为中正仁和；小北门曰“承恩湛露”，意为蒙承上苍恩典,享受丰沛的雨露；南门叫“惠迪吉”，意思是，顺从天道就能吉利；小南门叫“迎祥”，意思是迎来吉祥。东南西北四个正门均建有两层门楼，上为岗楼垛口，下为通道，城墙上面可行驶大车。
泇运河解决了黄泛阻运的漕运难题，但是，从微山湖到台儿庄的85华里河道，西高东低，微山湖的湖底比台儿庄高7米。尽管在汇流区域内有244处泉源，但旱季有径流的仅有十处。巨大的落差，雨季储存在微山湖水柜里的水源，用不了多久就会流泄净尽，而泉水所能提供的补给，满足不了通航需要。为了解决水源下泄难题，漕河官员想出了建立闸坝的方式。万历年间，在韩庄至台儿庄之间的85华里河道上，自西向东依次建起韩庄、德胜、张庄、万年、丁庙、顿庄、侯迁、台儿庄八座斗门式船闸。为了减少启闭次数和闸门磨损，节省维修费用，每次过闸，船只必须结队编组，不准单船过闸。这样，船闸管理和维修，需要专门机构。为此，朝廷在韩庄至台儿庄之间，设闸官署4处，浅铺38处。每个闸官署设闸官一名，管辖两处船闸。闸官虽然官阶低下，未入品流，但手下有许多船夫，负责船闸的启闭及所辖河段的蓄水、泄洪，掌管着船只通行的权力。
二、清代繁盛与运河重镇的勃兴
台儿庄成为中转南北货物的水旱码头之后，官府和商家的进驻，使台儿庄人口猛增，商贸繁荣，成为峄县40个集镇之首。光绪《峄县志》卷二十四《艺文志》载：“自泇河既导，而东南财糈跨江绝淮，鳞次仰沫者，凡四百万有奇”，台儿庄“遂为国家要害”。每年经过台儿庄的漕船和商船，多达10万艘。江浙、湖广一带的竹木、瓷器、丝绸、茶叶、蔗糖、稻米、纸张、桐油、工艺品、棉布、水果等，纷纷运抵台儿庄码头向周边批发，北方的山果、木材、药材、皮张、杂粮、油、麻、烟草、煤炭等也由台儿庄中转南下。四方商人趋利于台儿庄，周边的农村人口也纷纷向这个新兴的城镇迁居，加上码头搬运、纤夫、水手、官员、僧侣、游客和驻军，使城里人口迅速增加。在丁字街、月河街、顺河街、鱼市街、竹竿巷等商贸街巷，店铺多达百余家。临河店铺为了方便装卸货物，便在月河北岸、东岸修筑了功能齐全的十几处石阶码头。这些码头至今尚存完好，成为京杭大运河沿岸仅存的明清码头。
台儿庄商贸业的繁盛，官府是主导，民间商业是主体。明末清初，以郁、台、花、马四大家族为主。至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又出现了燕、尤、赵、万四大商户和100多家有商号的商行。嘉庆之后，尽管国势走低，台儿庄的商业却蒸蒸日上，这时候，又出现了陈、王、袁、骆四家有实力的商户，影响着台儿庄的商贸风气。他们与经营毛皮业和清真饮食的沙、洪、展、吕四大穆斯林商户和睦相处，平分秋色。有的粮行、皮行、染坊、酒坊，雇用工人，聘请经理，摆脱了家族经营模式。“道升”、“澧泉”、“广源”等5家酒坊，各有雇工近百人。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发达，行业众多，有数百种手工产品，如舟船、农具、家具、文具、餐具、茶具、兵器、小五金、工艺品等。清咸丰四年（1854年），汶上县作坊主郝兆祥来台儿庄开办酱园店，自产自销，年收入4000银元。光绪十一年（1885年），泰安纸业作坊主范兆信来台儿庄开办抄纸作坊，每天生产毛边纸2500张。宣统三年（1911年），济南同益公铁锅厂到台儿庄兴办分厂，年产铁锅、鏊子5万余口。
清末民初，尽管运河已经不是国家唯一的南北运输通道，但台儿庄的商贸业仍维持了一定规模。据《山东集市调查与研究》记载：民国初年，台儿庄有日用百货、杂货、布线、皮革、中药、饭店、银、铁、瓷器店等7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同仁百货店、复兴杂货店、恒之兴棉布店、中和堂药店、孙家酒店、裕康酒店、徐家瓷器店、协兴东铁货店、曹家棒场、豫祥酱园、万祥糕点、彭家饭店等。
三、优势凸显的黄金水道
泇运河开通之前，京杭运河作为南北交通航道，不能实现全年通航，成为朝廷的心病。《山东通志》第21卷《秩祀》道出了漕运的重要性：漕船“三月不至则君担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真可谓“倚漕为命矣”。泇运河于明朝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开通、次年正式通航之后，京杭运河才真正成为朝廷能够依赖的交通命脉。明朝河道总理于湛在《运河题铭》中评价说：“国家定鼎燕京，仰借东南朝税四百万担，以资京师，唯此漕渠一脉，为之咽喉。”自明朝万历至清朝咸丰这三百多年里，运河的商品流通量远远超过其漕粮运输量，“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续”、“商船往来，日以千计”。同时，明朝政府规定，漕船允许附载一定的物品，因此有芦席、板木、城砖、酒瓶、修河材料搭载漕船运输。据测算，经运河运输的货物,相当于漕运量的10倍。按每年运输漕粮420万石计算，经运河运输的其他商品，每年在4000万石左右。
清代，台儿庄北部的民营采煤业已经具有规模。据光绪《峄县志》载：清代前期，台儿庄以北的“枣庄、田家庄、齐村居民以此为业，往以煤故致资数百万”。乾嘉时，台儿庄北的民营煤窑时有增置，每年有“数百万石”的煤炭通过台儿庄运河“连樯北上”，供应京津冀一带。道光之后，峄县的煤炭出境，皆由台儿庄水路北上或南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峄县中兴煤矿公司在台儿庄运河沿岸建设煤炭专用码头，把煤焦发往淮阴、镇江、上海、浙江等地。1912年，中兴公司投资兴建的台枣铁路竣工，随后在台儿庄设置了贮煤场，建立煤炭周转基地，拥有运输船舶72艘，最大载重吨位为80吨。由于煤炭货源充足，还吸引了大批外地船只来台儿庄参加运输，仅从黄河、小清河来台船只就有118只，约3500吨位。台儿庄运河码头形成了水陆联运的格局，煤炭吞吐量每年达80万吨。
四、商贾云集，文化繁荣
台儿庄是一个移民城市。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人口膨胀几十倍，所增加的人口，多是外地涌入的淘金者。他们开始并不携带家眷，而是一个人先来创业。等到购买了地产把老小接过来时，在家苦熬的孩子，已经错过了读书年龄。他们来到台儿庄，尽管有了生活平台，却不能坐下来读书，只能跟着父辈创业。等到在竞争中有幸成为富户，生存压力依然不轻，他们既要应对激烈的竞争，又要防备匪患。台儿庄是商业城镇，是冒险者的天堂，却不是培养国家公务员和文人墨客的园圃。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考取进士的黄和，崇祯元年（1628年）考取进士的黄图昌，并不是台儿庄商人的后代。这个“甲于一邑”的台儿庄，在一年又一年的科举考试中成绩不佳，成为地方官的一个心病。
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时任峄县知县的张玉树，在台儿庄文昌阁院内，创办了以培养童生为使命的官学兰陵书院，与峄县城里的峄阳书院南北呼应。南北朝之前，台儿庄大部地域为兰陵郡和东海郡兰陵县辖地，因此将这座书院命名为“兰陵书院”。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知县张涛进行了扩建；道光二十年（1840年），知县张梦祺重修；咸丰元年，朱彦华再次重修。兰陵书院占地四亩，依托文昌阁，中为讲堂三间，东西厢房各五间，二门楼一间，大门楼一间。院内有寝室六间，供学子住宿。
兰陵书院为台儿庄乃至鲁南苏北地区的文化摇篮，是许多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地方，也是文人骚客汇聚的场所。因书院建在文昌阁内，每年二月初二是文昌阁香火会日，文人墨客云集，四方游客络绎不绝。清道光四年（1824年），台儿庄的儒生为了表达对孔夫子的崇敬，在文昌阁旁边建了一座字纸炉用来焚烧字纸，以免有人把写有“圣人之言”的纸张作为废纸使用而玷污了圣人。从此以后，每天都有老年文人背着竹笼，到学校、街巷捡拾字纸，送到字纸炉焚烧。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兰陵书院改为校士馆。兰陵书院在台儿庄一直是重要的教育基地，甚至是衍生教育的母体。它的出现，带来了台儿庄教育的繁荣，至光绪年间，知名私塾学校发展到32所，加上周边乡村的私塾共有70多所，另有义学与教会学堂十多处，为台儿庄培育出大批文化名人。
五、台儿庄城区的水工设施及衙署机构
台儿庄的地势为西高东低，南北为丘陵地带，是洪水走廊。在3170平方公里的汇流区域内，年平均降雨量800毫米以上，最高年份为1400毫米。驻守台儿庄的官员和当地居民，用开挖汪塘水街的方式对付水患，这样，一个不到五千亩面积的城镇，拥有14华里长的水街水巷和18个汪塘。这些水街和汪塘，形成相互连通的循环系统。运河两岸，建有6华里长的驳岸和13座码头，供装卸货物和汲水之用。这些水工设施，使台儿庄成为东方古水城。
台儿庄的官署机构，《峄县志》的《官署》卷有具体记载。
县丞署：位于台儿庄城最南端，西临月河，大门朝南，门前有小广场。有八品县丞一人，衙役若干。
参将署：俗称大衙门，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清朝正三品参将行署，统领600兵马，负责管辖220华里运河河道的工程防护和漕运治安。参将署占地7亩，有砖墙瓦房50间，建筑面积684平方米。总体布局为坐北朝南，四进院落，从大门往北，依次为前堂、二堂、大堂和后四合院。前堂东、西两侧，各建一个花门。二堂有6间正堂，宽8米，青砖灰瓦厦檐抱柱走廊，门两旁各有一头高约两米的石狮子。院内建有五步台阶高的望月台和钟鼓楼，正堂东西两侧有配房各6间。大堂5间，高10米，内有八面屏风，后墙画壁两侧各建角门，通过角门能够进入四合院。四合院有南北屋各6间，东西屋各3间，为参将的私人住所。1937年1月，国民政府在此设立山东峄县警察局台儿庄分局。1938年初，成为第3集团军副司令沈鸿烈的军火库，在台儿庄大战中，这批军火发挥了作用。
总兵行署：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占地一亩半，有瓦房5间。是总兵到台儿庄巡察时的官邸。
守备署：建于康熙年间，占地面积5亩，房屋100多间。是参将统领的绿营兵营房。
闸官署：明万历三十三年泇河开通后，为加强河道管理，工部侍郎曹时聘于万历三十四年上了《泇河善后事宜疏》，请求朝廷在台儿庄运河沿线置邮驿、设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获得万历皇帝的应允，于是在台儿庄、顿庄、万年、德胜设立了闸官署。清代基本循明代管理制度，除闸官、闸夫外，又增拨了官军兵马守护，兼管社会治安。
台庄驿：为京杭大运河上一处重要驿站，苏州园林风格。明朝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河漕总督御史曹时聘在台儿庄督运时设立，当时仅有驿丞一人。清朝乾隆七年，编制增加到五人。
台庄公馆：明朝万历二十六年到三十二年，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三位总河在台儿庄主持开泇时所建，相当于“泇运河工程指挥部”。清朝康熙年间重建。
明代万历年间，为“避黄行运”而开通了泇运河，台儿庄因此成为运河枢纽城市。因为从韩庄微山湖湖口到台儿庄这段地势西高东低，朝廷批准在这85华里的河道上，兴建了八座船闸，史称“运河八闸”。北上漕船和商船在台儿庄等候过闸，停留时间少则七八天，多则二十天，大量客商和船家在此落脚，催生了服务业的发展，吸引了外来人口前来寻求商机。由于土著人口不具备覆盖或改变外来文化的强势，为外地移民播撒异地文化提供了可能。又因为在台儿庄暂住和久居的客商来自全国各地，不能形成主导的文化群落，不同文化在此落地生根，在相互生成中独立发展。台儿庄因此成为南北建筑、商贸、宗教、饮食、民风的交融之地，形成了融南汇北的文化景观。
第四节 荟萃南北的建筑文化
台儿庄的年均降雨量比周边地区略高，地势低洼，天时与地利，形成了丰富的城区水系。台儿庄古城的面积有限，清代乾嘉时期约3.7平方公里，咸丰七年之后缩小为2.5平方公里，却有京派、晋派、徽派、江浙、鲁南、岭南、闽南、宗教（中国民间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八种风格的建筑。
一、台儿庄的水系与桥文化
台儿庄地势低洼，历史上就是洪水走廊，但是，这里土地肥沃，适宜耕种。来这里垦荒种植的人，筑台而居，取土的地方成为汪塘。在开垦的土地上，开挖沟渠，既能排除积水，又抬升了地表高度，增加了活土层。运河开埠之后，村庄扩建为城镇，良田成为街市，汪塘和沟渠因为排水需要而保存了下来。随着城镇的扩大，客商对城镇功能要求的提高，人们对汪塘和水街水巷作用的认识也越发深入。这样，台儿庄人对水汪、水街、水巷的开挖、优化和利用，由无意到有意，并随着城市的扩建而延伸，水域在城市面积中的比例，超过江南水乡，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水城。
在1938年之前，台儿庄城里共有18个大小不等的水汪。这些水汪，没有诗意的名称，多是根据临近的其他座标命名，分别为牛市汪、两瓣汪、花门楼汪、板桥汪、蝎子汪、龟汪、庙汪、鱼市汪、蔡家汪、尤家汪、苇塘汪、藕塘汪、庙前汪、庙后汪、庙东汪、关帝汪、刘家汪、北城墙汪。水汪的面积，最大的三四亩，小的在一亩左右。7公里长的水街、水巷和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渠，把18个水汪连在一起。在西城门南侧和北侧，各建一座带闸的水门，使水街通过水门与运河主航道相通。水位正常的季节，闸门敞开，运河的活水通过水门流入水街，经过一个个水汪和暗渠，在小南门进入运河。枯水季节到来之前，关闭闸门，保证城内有足够的存水。汛期，这些水街又成为排水通道。
由于水汪、水街、水巷中的水体来自运河，除了封河期的两个多月，一年中有九个月是流动的活水，水质清澈，涓涓流淌，波澜不兴。水边遍植垂柳和石榴，夹种芍药、蜀葵（俗称秫秸花）和翠竹，三季有花，四季常绿，成为城区一景。
因为水街水巷密集，要有相应的桥梁才能保证人们通行。古代的台儿庄，出资修桥成为一项积德行善的事业，也成为衡量城中商户经济实力的标志。有人附会说，到台儿庄做生意的人，如果没有出资建一座桥，不会发大财。大户人家不花钱建起三座桥，富贵不会超过百年。要想考取功名，既富又贵，必须在三年内连建九座桥。因为有钱人家不一定遇到建桥的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所以没有谁家建造九座桥的记载。这样，台儿庄的上百座石桥和木桥，几乎一座一种风格，体现出价值多元的特点。台儿庄的这些古桥，几乎座座都有传说，概括起来，有以下主题：（一）修桥积德。相传，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浙江省余姚县马希曾出任峄县知县。马知县来到峄县不久，就亲临台儿庄，拜访漕河官员和当地士绅。他发现运河上没有桥，于是捐资建了一座竹木结构的大桥。大桥修好，方便了行人，人们感激不尽，纷纷为他烧香许愿。可是，在峄县只当了7个月知县的马希曾，莫明其妙地离任。当地士绅恋恋不舍，在桥头立了“峄侯马公去思碑”，并将这座桥被命名为马公桥。马知县离任三个月，白莲教的分支武装攻打峄县城，城里官民死伤无数，连城隍庙都被烧掉。马知县因为提前离任，躲过一劫。老百姓都说这是好人得到了好报。（二）桥有桥神。当地老百姓认为，任何一座桥，都是好心人花钱修建的，这是河、路、石头和人经过几世修来的缘分。上苍成全这缘分，就派桥神来守护这座桥。桥越老，桥神的法力越大。桥神既对河道和大地负责，也对修桥的善心人负责。无论谁走在桥上，都要以崇敬之心对待修桥者，不然，桥神就会惩罚他。坍塌废弃的桥石，可以用来建新桥，不能用来建房子。谁用桥石建房，桥神谁就让谁败家。（三）过河拜桥。既然桥有桥神，祂就要享受祭拜。逢年过节，靠近桥边的住户，要给桥神烧纸钱。平时，从桥上走过，要回头给桥作揖，谓之“过河拜桥”。因为台儿庄城里桥多，出门儿一趟，不知不觉就要过三四座桥。如果有急事儿，不可能过桥必拜。于是在城里流传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座小庙里有个年轻和尚，因为失恋而遁入空门。他认为，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女子值得他去爱，也没有一个女子会爱上他。但是，尽管他对婚姻彻底失望，过河时仍然拜桥，而且逢桥必拜。他对桥的敬畏，感动了桥神。有一天，他到对岸化缘，在桥上见到一位少女，竟然一见钟情，于是要求返俗。师父大怒，把他赶出山门，把他打得皮开肉绽。那位少女为小和尚疗伤，康复之后，两人拜堂成亲。他们走南闯北，在北京做生意发了财。晚年，回到家乡，一口气建了九座桥。
二、南北交融的大院文化
台儿庄没有富可敌国的富豪，却有显赫一方的大户人家。这些大户人家，先人多是从外地来台儿庄寻找商机的淘金者，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积蓄了置办不动产的实力。他们的祖籍虽然不在台儿庄，但是在台儿庄出生，算是“土生土长”，有乡愁，却不能做出衣锦还乡的决定，只能在台儿庄继续发展。这些祖籍不在台儿庄的“富N代”们，一方面把这里作为安身立命的第二故乡，一方面又有无根之感。为了给自己树立信心，就在自家购置的土地上建造具有故乡风格的豪宅。从清初到清末的不同时段，出过几轮“四大家”。清初四大家中的郁家，在台儿庄建有多处院落和花园，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区党政机关所在地，就在郁家的一处庄园里，清真寺则是建在郁家花园的旧址上。其他各家，都有几进院落的豪宅。
有名的大院豪宅，有郁、台、花、马、燕、尤、赵、万、陈、王、袁、骆12个世家大户的豪宅。其中，万家大院扶风堂、赵家大院天水堂和陈家大院三恪堂，是台儿庄大院豪宅的典型代表。
赵家大院
赵氏家族的先人是万历年间到台儿庄开挖泇河的民工，到清朝康熙末年，赵家已经是台儿庄的老户人家。雍正年间，跟着山西人学习制陶，后自立门户，把自家烧制的陶器销到百里之外。乾隆初年，赵家成为台儿庄富户，于是大兴土木，建造名曰“天水堂”的赵家大院。赵家大院体量不大，但布局合理，有四合院、穿心院、偏正套院、过庭院。房屋为硬山顶单出檐，门窗木雕考究，有棂月窗、条栅型窗、雕花型窗。临河建有太白楼及藤萝屋，布置书案和围棋石桌。楼顶建亭式重楼，飞阁凌空，可凭栏倚立，居高临下观赏舟楫往来，是当时最豪华的建筑。院子里有水池和假山，墙体坚固厚实，砖雕和木雕的内容，没有万家的繁复华美，但在城里也属于上乘。不久，万家建起九个院落的扶风堂，压倒了赵家。赵家不甘下风，斥巨资在运河边修建了石驳岸，铸造了4000斤重的大铁锚，以示财产不在万家之下。
万家大院
万家大院为清代中叶被列为台儿庄四大家之首的万家所建。“万老爷”祖籍陕西扶风，后来迁居山西，经江西南昌来台儿庄开中药店，偶尔坐堂行医。后来从事运河航运生意，赚了40万两白银。发家之后，在运河北岸购买地产，建造名为“扶风堂”的豪宅，规模上超过了赵家大院。万家大院的核心院和子孙院，一共九个院落，整体格局是高大而坚实的晋派建筑。砖雕、木雕和石雕作品，刀工精湛，内容丰富，以儒家忠孝节义为主调，配以不同题材，寓教于乐，营造山西商人融入鲁南的和谐气氛。最西边的跨院“友兰堂”，是精致而浪漫的苏州式，与鲁南化的晋派建筑融为一体，自然过渡，浑若天成。在房顶形制上，为了适应台儿庄的环境，对正宗的晋派建筑就行了改造。晋派民居的东西厢房和最南面的倒坐房是单坡房顶，外墙即屋脊，斜坡向里，雨水全部流进院子里，称之为“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设计，与其说把“水”象征为“财”以图吉利，倒不如理解成“为了抬升外墙高度，提高防盗功能”。这种向内院倾斜的单坡房顶，在年均降雨量不到500毫米的晋中，是可以的。台儿庄的年均降雨量是晋中的两倍，丰雨年份高达1400毫米。如果让四周房顶的雨水全部流进家里，容易积水，形成内涝。万家的房子，山墙坡面是不等边三角形，上角不在中间，支撑起来的屋顶坡面，朝外的一面短，朝里的一面长。这种设计，既保留了晋派建筑的特点，又解决了排水难题。在开窗上，晋派建筑不开后窗，这种封闭式设计，有利于防盗，但是不利于通风透光。万家的主房，后墙留窗，一是为了适应台儿庄的商业气氛，二是为了在潮湿环境中保持空气流通。
陈家大院
陈家是在晚清时期崛起的大户，先祖从中原迁至福建，明末清初到安徽泾县，后来又落户苏北。咸丰年间，台儿庄陈氏一世祖陈扶清，因为协助僧格林沁平乱有功，获赠六品官衔，到台儿庄为清军服务。陈扶清的后人陈廷瓒，在台儿庄开设陈万祥商号，后来又买下兰陵人开设的道升酒坊。陈家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不越行规，在经商和处世上，能够大割大舍，拒绝不义之财，在台儿庄有口皆碑。光绪末年，陈家兴建名为“三恪堂”的陈家大院，没有选择家乡的徽派风格，而是建造了坚固、实用、宽敞而又内敛的鲁南风格大院。三恪堂前后三进院落，正房和中房为两层，过庭房一层，均为骑脊房顶。后院正堂为标准四合院，庄严肃穆。中院的东西厢房为一层平顶，屋顶为前后房的连廊，既有四合院的功能，又没有“天井”的封闭感。前院只有作为厨房的西厢房，东面是低于房屋的院墙，使早晨的阳光照进庭院。大门开在东南，这是因为正北方向的厅堂处在“坎”位，东南为“巽”位，依照风水理论而言，坎为水，巽为风，这种“坎宅巽门”设计，在鲁南被视为最吉利的住宅。陈家大院的门楼，与中等家庭的门楼没有明显区别。大门里面是影壁墙，遮挡了楼前的鱼池。门楼西面，是面临大衙门街的一层门市房，门市房和西厢房山墙之间的西南“坤”位是厕所。整个院落，坚固内敛，没有鹤立鸡群的张扬，是鲁南民居的代表作。
台儿庄的大院豪宅，风格各异，而在古城中又自然和谐，相互映衬。成为各地民居的在台儿庄落地生根的集中体现。
三、水系与建筑折射的儒家文化
台儿庄的八种风格建筑，“江北水乡”是其地域特色，而大一统的儒家文化又自然而充分地得到体现，两者的结合，水乳交融，使这座运河城市的建筑群实现了实用与象征的完美结合。
上善若水 台儿庄是不折不扣的水城，人们在这里筑台而居，泇运河通航使台儿庄成为水陆通衢城市之后，当年取土时留下的汪塘继续保留，并疏通延伸了14华里长的水街水巷。人们在水里生活、在水里创业，形成了能屈能伸、顺势发展的性格。他们平时像水一样放低身段，关键时刻像冰一样刚性十足。在台儿庄扎根的客商，发家之后建造宅院，无一例外地选择亲水地段。而且，还要在庭院里建造水池，营造水源充盈的氛围。
以孝为大 石雕、木雕、砖雕，是台儿庄建筑之上的三大亮点。这些雕刻的内容，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装饰，还是弘扬孝道的载体。万家大院的二十四孝木雕，成为万氏形象的家训。其他人家宅院的雕刻作品，尽管没有万家的内容丰富，但都有“百善孝为先”的主题。
长幼有序 繁盛于农耕文明时期的台儿庄，却是地地道道的商贸城市，来这里发展的商人，不追求四世同堂居住的境界。但是，儒家思想又扎根在每个人的意识深处。表现在建筑上，他们习惯建造适合三代人居住的两进院格局：后院正房为长辈居住，东厢房住长子及其孙子辈，西厢房为女儿的闺房。女儿出嫁，由年长的孙女居住。前院为次子（以及三子、四子）、年长的孙子和仆人居住，次子成家，要另立门户。
和亲睦邻 台儿庄的商家，坚信和气生财。徽商胡文广把自己经营的客栈取名为“久和客栈”，一度成为事实上的徽商会馆。许多民居的装饰性雕刻，带有祝福亲邻的内容，希望大家一团和气，共同发展，以便水涨船高。台儿庄人忌讳宅院的大门对墙角，认为那样不吉利。有人在别人门前购买宅基地建房时，宁愿缩小院子规模，也不让后建的宅院墙角对着别人的家门。与邻居并排建房，辈分免的或身份低的，要后退一尺，以示对其尊重。
入世情怀 因运而兴的台儿庄，靠无限商机吸引八方客商。他们最初是唯利是图的生意人，而后成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商人，商人中的佼佼者，精神境界得到升华之后，成为有政治理想的绅士。这些人靠资本获取社会地位，修身齐家之外，渴望治国平天下。他们深知积累财富的艰难，蔑视和憎恨杀人越货行为，没有制造事端夺取天下的意念，希望通过正规渠道实现入世理想。然而，没有经过儒学训练的人，敲不开科举考试的大门。商场中培养出来的理性提醒他们，不要有进入朝廷参与国家大事的美梦。于是，他们回到现实，继续经商赚钱。但是，入世的理想却没有泯灭，在建造住宅时，往往要亲自设计，在建筑格局和装饰上，表达自己的入世情怀。这些刻意设计的宅院，潜移默化了子孙，成为佳话。
建筑的初衷是实用，实用之上追求美，赋予象征，派生出文化，升腾为宗教。建筑上蕴涵的文化符号，不动声色地向人投射，人在建筑的文化场域感受文化、诠释文化和创造文化，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这样的建筑文化有两个源头，一是当地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二是主流文化中与人性共通的内容。前者是独特性的根基，后者是在大一统社会中能够传承的保证。
第五节 贾贩云集的商埠与商旅文化
在传统社会中，一座城市的形成，有政治因素，如都城或关隘，有经济因素，如物产丰富或地处交通要道。前一种原因形成的城市，王权文化是其主流，可能在时间的流逝中因功能变化而失去优势甚至衰落。后一种原因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是其主流，只要自然环境不出现大的变化，城市功能一般不会消失。台儿庄在明清时期作为运河商贸城市出现，放置在历史长河中衡量，尽管有必然因素，却是一个特例。特殊的机遇提供的惊人商机，吸引了官员、军人、儒生、商贾、僧道、郎中、农夫、匠人、武侠、梨园、术士、杂耍、艺妓、掮客等三教九流来这里发展，形成了独具台儿庄特色的商埠与商旅文化。
一、辐射苏鲁豫皖的商城
泇运河开凿之前，徐州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或毗邻的中心城市。泇运河开通之后，途经徐州的古运河道尽管没有废弃，但南来的漕船均绕开徐州、吕梁二洪而经台儿庄北上。这样，经运河运往这一带批发的南北货品，不再经徐州中转，兴盛了几百年的中心城市，对苏鲁豫皖交界城乡的辐射力明显下降。新兴的台儿庄，虽然不具政治军事重镇的优势，却在商业辐射功能上，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作为运河商城的台儿庄，对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构成辐射功能，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繁荣的运河码头贸易，是主要原因。在泇运河开通到北运河断航的300多年里，运河的商品流通量远远超过漕粮运输量，形成了“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局面。有据可查的漕粮运输量，每年在420万石左右（折合25万吨），商品货物在250万吨以上。这些货物，有的是专门商船所运，有的是漕船附载，在嘉庆年间，仅此一项，就高达150万石（9万吨）。乾、嘉年间的台儿庄首富“万老爷”，搭载漕船做生意赚了40万两银子的事实，就是一个佐证。而回空漕船揽载的私货，则是漕粮和附载商品的总和。搭载漕船的货物，往往是违禁商品，利润远远超过普通货物。从江浙北上的商船和漕船，走到台儿庄，因为在通过密集的“运河八闸”时至少要等待十天半月，有些商品，就在台儿庄卸载，卖给“坐地商”批发。从南方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烟草、大米、纸张、木材、毛竹、藤编、桐油，每年从台儿庄下船的，不下于10万吨。这些商品，九成转销到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南下的船只，从微山湖口到达台儿庄，也要经过这八座船闸。在等待过闸期间，船主往往派人经旱路赶赴台儿庄，预购运往江浙的棉花、苘麻、铁器、农具、皮货、煤炭、石磨等。在滕县和韩庄卸下部分货物的船只，穿越八闸到达台儿庄码头之后，将提前采购的货物上船，运往南方销售。南北方的原料，来到台儿庄，催生了这里的制造业，台儿庄及其周边农村生产的铁锅、鏊子、木犁、陶瓷、砖瓦、竹编、条编、粗布、烧酒，也形成气候。这样，台儿庄周边200多华里半径内的商人，把当地的货物送到台儿庄，再从“坐地商”手中批发南方货物，回去批发给零售商，从中牟利。
为了适应货物装卸的需要，明清两代，台儿庄的“坐地商”在运河沿岸兴建了13座码头。自西向东，依次为典当后码头、四十万码头、天后码头、阎家码头、彭家码头、高家码头、郁家码头、双巷码头、王公桥码头、骆家码头、谢家码头、霍家码头、王家码头。这些码头，满足了大量货物的及时装卸，为码头贸易提供了顺畅通道。台儿庄的码头贸易，辐射到泰安、潍坊、临沂、莒南、日照、郯城、商丘、虞城、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徐州、颍州、涡阳等城镇。商业活动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为“淮海文化圈”的形成注入了积极因素。
二、台儿庄的五大商帮及会馆
清朝乾、嘉年间，是台儿庄商业最兴盛的时期。特殊的机遇提供惊人的商机，吸引了各地客商来这里发展。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组成各自的商会，相互照应。那些实力强、组织紧密的商会，兴建会馆，定期议事。其中，徽商、晋商、赣商、闽商、浙商形成了各自的商帮，影响了台儿庄的商业风气。
徽商与久和客栈
明末清初，徽商就开始到台儿庄落地生根，经营茶叶、竹木、纸张。他们不怕吃苦，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百折不挠。在起义军多次攻破台儿庄城的紧张时期，徽商在离乱中审时度势，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积极合作，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其他商帮纷纷逃离时，徽商没有离开，继续经营，最终融入台儿庄这块土地，成为这里的老户人家。徽商胡文广经营的久和客栈，曾经是徽商的非正式会馆。后来，又集资在顺河街建了名为“崇华楼”的会馆。
晋商与山西会馆
台儿庄的晋商分两种：一种是明代初年从山西迁来的农民。在泇运河开通之后改农经商，这种晋商，尽管加入山西商会，但是他们的经营理念，与鲁南本土的商人没有明显区别。二是泇运河开通之后，从山西闻讯赶来淘金的商人。他们属于正宗的晋商。晋商以关羽为精神偶像，主张见利思义，倡导群体精神，加强合作与协调。他们善于抱团，老乡观念强，同乡之间，不展开竞争。台儿庄的晋商有十几家商号，相互之间从不拆台。台儿庄的食盐批发，覆盖周边十几个县份，按说能够容纳多家盐业，但是只有一家晋商经营食盐。山西会馆有两处：一是与关帝庙合一的会馆，二是由祁县客商杨明山牵头兴建的“晋元号”山西会馆。
闽商与福建会馆
闽商做过海外贸易，眼界开阔，来台儿庄经商的闽南商人，即便没有海外贸易的经历，也有这方面的意识。他们遵守“惯例”，善于在不同人群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契合点。闽商讲排场，追求更好，他们的会馆，建得富丽堂皇，以此显示与众不同。福建会馆一是天后宫，始建于清朝初年，有五间大殿，东西厢房各三间，前有门楼。整个建筑气势恢宏，美轮美奂，是旧城区比较抢眼的建筑。二是位于顺河街的“闽丰号”，由泉州客商黄汝文所建，也是闽商议事的地方。
江右商人与江西会馆
来台儿庄发展的江西商人多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自幼养成了坚毅的品格。在从商的过程中，他们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江右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不卖假货，不抬物价，不欺行霸市。严格遵守“以诚待客，以义制利，和气生财，公平守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道德准则，并以此为“经营公约”。他们在台儿庄没有专门会馆，从山西迁来的万家曾经在江西呆过几年，与江右商人交情深厚，“江西老表”们经常到万家大院的西跨院议事，成为事实上的江西会馆。
浙商与浙人会馆
浙商精明能干，善于算计，在交易场上不感情用事，也不结交官员，不找政治靠山，全凭商品的质优价廉在台儿庄立足。他们善于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随时调整经营理念，与时俱进，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浙商信奉金龙四大王，他们先是在城外建了大王庙，作为自己的会馆，后来又在顺河街建了浙人会馆。
台儿庄的山东商人不少，但是鲁商没有形成商帮。原因是，作为东道主，他们不需要以帮派立身，仅凭质朴单纯、豪爽诚实的品行，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自觉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不欺负外地人，“而吾乡之商于斯者，犹循旧规，力与为敌，以朴为经，以勤为纬，尚能矗立于中外互市之秋。”显示出东道主的泱泱大气。
三、丰厚的商贸文化传承
从明末到清季，台儿庄作为运河枢纽城镇而存在，同时也是苏鲁豫皖交界处的商贸城市，前后繁盛了大约300年。咸丰五年之前，台儿庄大约有1万户人家，其中三分之一为商人，近三分之二为商铺的雇员、纤夫、小贩和手艺人，另有少部分菜农（俗称“园户”），几乎没有纯粹耕作农田的农民。因为台儿庄是因运而兴的城市，原先的农耕文化，被迅速涌入的商业文明所覆盖，成为商贸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商城。十几代人的传承，经商成为台儿庄人的“集体无意识”，建国后强行把非农业的“市民”变成农民时，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带有商人的惯性。
历史上的台儿庄有多少商号，已经无法统计，明代商号的名称，保存下来的很少。清代的文献，也没有多少有关商号的记载。今天，健在老人能够回忆起来的商号，也就是上百个。因为，咸丰年间的黄河改道和捻军、幅军袭城，使得许多商家破产，经过劫后余生继续开业坚持到民国时期的，有幸留下了商号名字，破产商号则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台儿庄比较著名的商号有：老诚茂、东诚永、泰山堂、谢裕大茶行、道升酒坊、会宾楼、聚奎楼、孙玉园酒店、豫祥酱园、保寿堂、醴泉酒店、中和堂、德和祥、陈万祥、恒济永钱庄、满家典当行、王德兴茶食、胡家竹条店、许家银楼等。据商号创建者的后人讲述，有些商号创建于明末清初，一直延续到公私合营时期。这些商号之所以跨越两三个世纪仍具生命力，根本原因是商业文化的传承。
在台儿庄商界，商业文化的传承有三种方式：一是诚信经营的训诫。开设陈万祥商号的陈家，留给后人的训诫故事是：有个布店老板，把通用的尺子锉掉一点，用这样的尺子量布，一丈布就能少给半寸。店主用这种方式，日积月累，赚了不少黑心钱。有一天，他的宝贝儿子爬墙掏麻雀，张大嘴对着墙窟窿，一条蛇从麻雀洞里窜出来，钻进他的嘴里。孩子受到惊吓，掉下来摔死了。老板恨透了那条蛇，剖开儿子的肚子，要找出那条蛇，杀掉报仇。结果，从肚里找到的不是蛇，而是他使用了多年的尺子。二是做买卖要先有合约，逐条履行，亲兄弟之间也要“各账各清”。这样有规则的商业行为，有别于传统交易中血缘、亲缘、地缘因素左右，一切按照规矩来。事先斤斤计较，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一旦达成共识，形成了合约，就规规矩矩遵守，事后不发生任何争执，不存在赖账行为。外地人初来台儿庄做生意，认为这里的人不好处，几笔买卖下来，认为台儿庄才是生意人的天堂。这实际上拥有了现代贸易的规则。三是“不见兔子不撒鹰”，防止上当受骗。繁盛时期的台儿庄，是一个三教九流聚会的城市，不乏道貌岸然的骗子。在这个大熔炉之中，台儿庄的坐地商人首先不行骗，同时严防自己上当受骗。他们时时刻刻告诫子孙，在做大宗生意时，“不见兔子不撒鹰”。小笔生意中，如果发现对方有意装糊涂给你让利，就锁定他是骗子，敬而远之。
台儿庄的商贸文化传承，植根于传统社会所奉行的价值观，但是，已经拥有了现代商业的萌芽，成为运河文化的组成部分。
第六节 宗教信仰及活动场所
战前的台儿庄，有七十二座庙宇，被誉为“佛城”。事实上，在台儿庄，不仅佛教深入人心，道教、伊斯兰教和各种民间宗教同样兴盛。20世纪初，又接纳了基督教，使台儿庄成为多种宗教并存的城市。
一、基督教与教堂
19世纪末，美国南浸信会的几位传教士奉派经泰安前往台儿庄，设立了布道据点，并向附近地区传教。但时间不久，这些传教士不服水土，先后染病，不得不放弃这一据点，回国养病。于是，美国南浸信会在台儿庄短暂的传教活动遂告结束。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派叶克斯、范珍珠等人到峄县-台儿庄一带传教。在峄县南关设基督教总会，在台儿庄设峄阳分会，并在大北洛、埠陇子村设分会。1911年（清宣统三年）在台儿庄、涧头集镇各建教堂一处。民国初年，基督教峄阳分会在西陈庄设立明德学堂。1920年，在峄县开办孤儿院的美籍传教士万美利，在箭道街北段设立妇产医院，后来又增设内科和外科，有医生、护士7人。在城外建奶羊场。峄阳分会成立之初，由本地信徒赵鹏霄任会长，之后其子继任。1925年由滕县籍牧师王秋礼任会长，1935年，禹城籍牧师翟庆鹗任会长。日军占领台儿庄后，教会门牌“耶稣教堂”被换上“美国基督教长老会”。1938年下半年，美国教会拨来粗粮一宗，救济战后生活无着的百姓，由教会负责把粮食做成熟粥发放。而后又拨来一些旧衣服，救济无衣者。因此，信教人数增至300多人。
台儿庄的基督徒，建国前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他们信仰上帝，信仰耶稣基督，但是也相信其他神灵存在，并保持敬畏。逢年过节，照样给祖先牌位磕头上香，给长辈拜年。
台儿庄的教堂，最初建在西门里，占地5.2亩，有27间中式房屋，礼拜堂能容纳二百人做礼拜。后来，在顺河街以东，又建了两座教堂。
二、伊斯兰教与清真寺
元朝末年，回族大将常玉春、胡大海在征战途中经过台儿庄，留下部分回族士兵在此安家落户。他们信奉安拉，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是他们的五大功课，《古兰经》是其经典，有宰牲节和开斋节。为了使将士有朝拜之处，常玉春在台儿庄东门里的文昌阁附近（今二中驻地）兴建了清真寺，为清真北寺前身。在月河南岸建了清真南寺，但规模较小。随着台儿庄的繁荣兴盛，来台儿庄经商和定居的回族商人越来越多，原来的清真寺已经不能满足朝拜的需要。乾隆年间，阿訇李中和重建了清真寺。据台儿庄清真寺大门东侧所立的石碑记载：“李阿訇中和，抛却浮屠，纯讲救理。南走蜀闽，北走豫燕，款蓄数年，功成一旦。”重建的清真寺，位于台儿庄大北门内的郁家花园旧址上，占地38亩。前大门向东，后大门向西。有过厅5间，大殿25间。清朝末年，因乡老们有争端，又将南讲堂改建成大门楼，大门向南，把“清真古寺”的牌匾换成“回教堂”。民国初年，主持回教堂的陈姓阿訇，倡议在寺院东南建水房5间，维修大殿，整理寺院。1937年，马振堂会同其他几位乡老，再次整修院墙，油漆门楼，装饰讲堂大殿，整个清真寺焕然一新。
1938年春，日军侵犯鲁南，台儿庄清真寺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31师186团指挥部就设在清真寺内。由于清真寺离北大门较近，又是日军向城内进犯的必经之路，因而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段之一。战后的清真寺，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尸体纵横，血迹斑斑。
大战结束后，逃难的人返回故里，乡老马振堂向台儿庄几十家粮行募捐，于1942年重修了清真寺，除恢复原貌建筑外，又新筑了一座28米高的望月楼。望月楼瓷砖绿瓦，翘檐走廊，四面展角，雕梁画栋，为台儿庄的制高点。
三 佛教与寺院
佛教何时传入台儿庄地区，没有文献记载。从发掘出来的残缺碑文中，得知在明清两代，台儿庄有阁、庙、堂、庵20多座，其中准提阁、南、北观音堂、水月庵、清凉庵、菩萨庙、如来寺、铁佛寺、四大天王庙、阎王庙、高庙、十八罗汉庙、地藏菩萨庙，都是佛教建筑。
民国之前，台儿庄有“佛城”之誉，大小庙宇都香火旺盛。方丈、知客和维那的社会地位较高。男女教徒分别住在庙庵内，诵经事佛，严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饮食以米面粥为主，不食荤。城里及周边百姓，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徒，精神上却深受佛教文化影响。他们相信因果报应，逢年过节给佛祖烧香磕头，大年初一吃素馅饺子。在佛像面前许愿，如愿后会履约还愿。家里死了人，要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有钱的人家，在“五七”（死后35天）和“七七”（死后49天），还要请和尚念经。
台儿庄的佛教及其建筑，也带有移民文化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世俗化。台儿庄的僧人，不把“四大皆空”和“同体大悲”作为宣教的主旋律，而是大力宣扬“有求必应”和“因果报应”。到寺庙中求子、求官、求财、求寿的香客，只要愿意出香火钱或者出资修庙，僧人都在佛前为施主念经，求佛主保佑。“尘世中人”信佛，不是为了寻求智慧，事先觉悟，而是为了寻求世俗利益。僧人很少给香客讲解佛法，而是承诺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二是建筑风格多元。台儿庄的寺庙，绝大多数都是富商投资兴建的，他们在创业早期，许下大愿，挣了钱投资建庙。在施工时，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可能聘请宗教建筑师帮助设计施工，也不会从著名寺院请来权威僧人做监督，而是要求建筑工匠根据自己的标准进行施工。为了体现出资者的身份，寺庙的建筑往往带有施主住宅的风格。这样，京派、晋派、徽派、江浙、鲁南民居的建筑元素和官式建筑元素，在寺庙中均有体现。三是包容性。大殿中既塑佛像，也有民间神，甚至把道教人物、中国古代圣贤也列入其中。体现出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景象。
四、道教与宫观
台儿庄的道教宫观有二十多座，供奉文昌帝君、魁星、碧霞元君、城隍神、土地神和玉皇大帝。还有一些被称作“庙”的建筑，在学理意义上应该归类于道教，供奉的也是道教神仙，却被人们赋予民间神的功能，如关帝庙、张郎庙等。
在太平年代，台儿庄人相信各路神灵，接纳不同宗教。为老人送葬，一边请和尚超度亡灵，一边请道士做道场。逢到喜事，到各个庙宇烧香，不问是佛还是道。
台儿庄有名的道教宫观有：三清观、玉皇阁、魁文阁、泰山行宫庙、东岳天齐庙、武公祠、吕祖庙、关帝庙、三官庙、城隍庙、土地庙、九天玄女庙、刘海庙、雷神庙、风伯庙、雨师庙、五鬼庙、麻姑庙、黄石公庙、太白金星庙等，数量不少于佛教寺庙。
台儿庄的道教跟佛教一样，也带有融南汇北的运河商贸城市特点。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道士不追求羽化成仙和清净无为，不炼丹，而是通过为信众服务谋求生路。道士们张罗庙会，为香客抽签算命，为病人“捉妖拿邪”，为死人做道场，收取香火钱，维持生计。二是宗教场所与会馆合一。山西商人集资兴建的关帝庙，供奉关羽，从学理上归类，应该是道教建筑，属于宗教场所。但这里一直是山西商人议事的地方，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名义上，都是山西会馆。后来，晋商在关帝庙西侧兴建了“晋元号”会馆，关帝庙依然保存山西会馆的功能。三是没有排他性。在泰山行宫庙里，塑有观音像，有尼姑在里面修行。
五、水神崇拜与天后宫、金龙大王庙
台儿庄因运而兴，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由“庄”到“城”的进程中，处处离不开水的滋润，有时候也饱受水患之苦。他们依赖水，也畏惧水，由敬畏水到崇拜水神。与其他地方崇拜单一水神不同，台儿庄人同时崇拜海神妈祖和河神四大王。
天后宫
台儿庄的妈祖庙叫天后宫。妈祖又称天妃、天后、海神娘娘，是航海船家的保护神。妈祖信仰最初在福建流行，后来演变为全国性的海神崇拜，清朝初年传到台湾。内河航运的船民供奉天后的不多，台儿庄有天后宫存在，是闽商在运河流域从事经商活动的见证。由泉州商人在清朝初年集资兴建，建成后即成为福建会馆。在整个清代，天后宫香火旺盛，不仅是福建商人的家园，也是所有过往船家朝拜的圣地。天后宫建筑面积1508平方米，为二进庭院格局。有正殿、配殿、前后厢房、戏楼、钟鼓楼及附属建筑80余间，是一处闽南风格的建筑群。正殿脊饰二龙戏珠，抱厦屋面，线条舒展流畅，木雕精美，戏楼为琉璃瓦盖顶，其它建筑均为清水墙、小灰瓦，彩绘点染，雕梁画栋，朴素中透出金碧辉煌。
大王庙
位于小南门南面，紧靠运河大堤，面向西，三间有抱柱和厦檐的大殿，南北各有三间配房。光绪《峄县志》卷十《祠祈》载：该庙在雍正八年毁于水灾，嘉庆十年重建，道光二十九年，泇河厅李保安、知县朱彦华重修，供奉金龙四大王谢绪。而在台儿庄民间，却把庙中供奉的神仙演义成一个姓黄的朝庭命官。称他受命管理运河漕运，路过微山湖时，忽然狂风骤起，为了保护漕粮，被大风卷进湖里溺水而死。玉皇大帝为表彰这位朝廷命官对社稷的忠诚，封其为大王爷，专门管理微山湖上下的运河。
台儿庄的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是互动的，宗教建筑与世俗建筑相互借鉴。庙宇影响了城内的世俗建筑，而世俗建筑对宗教建筑也产生着影响。因为任何一种宗教都没在台儿庄占绝对优势，形成了真正的多元。信徒们和睦相处，相安无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冲突，为台儿庄营造了和谐的精神气氛。
泇运河的开通，把台儿庄由封闭推向开放，为了适应漕运枢纽城市的功能需要，台儿庄接纳了八种风格建筑和世界五大宗教，完善了丰富而科学的水系，来此淘金的客商，遵循商界游戏规则，带来融南汇北的特色小吃，创造了具有台儿庄特色运河文化景观。这些文化景观向外辐射，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使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台儿庄周边地区，出现了靠工商业安身立命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的出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使台儿庄提前接受了现代思想的洗礼。
（古城台儿庄网社教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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