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广西电影制片厂将抗战初期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会战搬上银幕，为世人展示了一幅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惨烈而悲壮的历史画卷，令人耳目一新。这部影片的上马，不能不说这是抗战题材影片上的一个突破。
早在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周恩来对应邀出席宴会的著名导演成荫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1984年12月11日，作曲家杨少毅任职广西电影制片厂第一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主管艺术和生产。他与文学部主任陈敦德都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坚持的路线，不仅仅是国家命运变化的新起点，也必然成为电影事业发展变化的新起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只搞“小桥流水人家”，或者只搞那些拳打脚踢的警匪、功夫影片，而是需要搞些“大江东去”的作品。所以，当陈敦德推荐《血战台儿庄》这个剧本的时候，杨少毅简直激动不已。
《血战台儿庄》的编剧，是田军利和费林军这两个年轻人。剧本刊登在《八一电影》杂志上，发表已三年却无人问津。1985年3月，陈敦德在北京见到了两位编剧，用当时的高价——3000元买走了剧本，并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杨光远出任导演。杨光远是一位集导演与摄影于一身的著名电影艺术家，他担任摄影的影片《归心似箭》、《花枝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他导演兼摄影的影片《再生之地》、《老板哥和电妹子》等，都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1985年5月初，两位作者携带剧本第六稿来到南宁。原来的剧本，主要写的是张自忠。张自忠的事迹戏剧性强，而且他没打过内战，审查容易通过。经陈敦德提议，把剧本改为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主线，并且把写人物的命运改变为表现整个事件的背景、过程与结果的纪实性风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使影片具有一个宏大的历史感。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动。7月，杨光远来到南宁，对作者提出了影片不用闪回、要按时间顺序前进的要求。其用意是突出历史的真实性，强调影片的纪实风格，通过事件本身的生动、感人、真实，来增强银幕的冲击力量。这个构想，对于未来影片的基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
投拍《血战台儿庄》一开始，有些人就认为:“共产党怎么能去表现国民党抗日？而且还打了胜仗呢？”也有人担心:“拍这样的影片不仅经济上冒风险，政治上恐怕也难得通过的。”
11月1日，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血战台儿庄》剧本座谈会。中宣部、文化部、军事科学院等一些负责人、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以及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应邀出席了座谈会。程思远在会上言简意赅地说:“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是在银幕上拍出国民党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在银幕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当时，适逢已80岁高龄的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访华。听说有个关于台儿庄会战的剧本座谈会，他刚下飞机，就要求参加会议。伊文思向主创人员介绍了自己47年前在台儿庄的情况:他从西班牙前线来到中国，在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台儿庄战事接近尾声时，他和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一起探访台儿庄，用摄像机为中国抗战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后来，他把在台儿庄会战中拍摄的那些镜头，编辑到纪录片《四万万同胞》里面，在世界各地放映。《血战台儿庄》中诸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许多动人的场景，都取材于这部著名纪录片的真实镜头。
《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在经过多方研讨，前前后后17次修改定稿之后，终于投拍。1986年2月5日，广西电影制片厂《血战台儿庄》摄制组正式成立。2月16日，大年初六，大小9辆汽车，满载着摄影器材和各种物资，浩浩荡荡地开赴山东外景地。
作为两国军队武力的残酷争斗和两个民族意志的顽强较量，台儿庄大战的惨烈程度不容回避。一个“血”字贯穿全剧，从临沂之战、滕县之战到台儿庄保卫战，影片选取的每一个会战关节，无不是血染的画面。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影片的结尾，那个表现“血肉长城”意境的长四分钟的镜头。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响起三次的同时，画面进入残破的城墙一隅:城头，水边，日军丢弃的铁甲坦克旁，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中国军队的灰色军装和侵华日军的黄色军装几乎斑驳难辨；余火还在燃烧，浓烟还在弥漫，一面残缺不全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城墙的最高点……
其实，影片结尾原本是“全国人民敲锣打鼓庆祝胜利”，杨光远和剧组人员却总感到这样的结束分量不够。“眼前是一幅残垣断壁的景象……到处一片狼藉……”剧组在台儿庄发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当时曾访问台儿庄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文章。杨光远由此受到启发，将结尾改为“血肉长城”——对于血战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