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富：诗人贺敬之的延安情怀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每当读起贺敬之同志这情真意切、荡气回肠的《回延安》诗句时，总令人豪情满怀，意气风发，对延安有一种向往之情。

        贺敬之，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我国文艺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作为老乡，我们为之自豪、荣光。因在诗人的家乡建一处贺敬之文学馆，就有关问题讨教于他，在不久前，笔者拜访了他。

        走进北京三里河贺敬之同志的寓所，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位高级领导人的住所，陈旧的楼房，普通的陈设，从客厅到书房，满目书架和藏书。

        贺老今年已是80岁高龄，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遵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其辉煌的文学成就和始终如一的艺术主张，蜚声中国文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贺老说：“我是吃延安的小米，喝延河水成长起来的。有人想否定延安，想否定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说什么延安精神过时了。延安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因为延安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地方，是我们党赶走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挥机关所在地。那时候的文学创作是扎根在解放区的民众之中，是扎根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是进步的文化，是代表一个伟大的时代精神。”

 
在延安，他真正开始了文学创作，

写出了大量的早期诗篇　　　　　

贺老仿佛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

        1937年，战火纷纷、烽火连天的年月，13岁的贺敬之离别父母兄妹，别土离乡，随母校南迁湖北，后来，又迁往四川。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阅读了大量进步的、革命的文艺作品，并开始习作诗歌、散文。1939年夏秋间，他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散文处女作，随后，又以笔名“艾漠”在《朔风》杂志上发表诗歌处女作《北方的子孙》。1940年，他怀着对革命的追求，怀着对革命的向往，他与3名同学一起，毅然离开梓潼，克服重重艰难险情，历时40余天，徒步数千里，至达革命圣地－－延安。在途中，虽然困苦重重，但是他的心无比欢欣，写出组诗《跃进》。在《走出了南方》一诗中他写道：“春天/浓雾的早晨/野花/红色的招引/去远方啊！”在《在西北的路上》中他写道：“是不倦的/大草原的野马/是有耐性的/沙漠上的骆驼。”后来，这组诗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

        到延安后，他先入徐特立为院长的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上高中。后来，酷爱文学创作的他又考入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3期，当时，他只有16岁。亲自为他面试的系主任何其芳称他为“一个小同学”。从小经历颠波和流亡生活的贺敬之，终于溶进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中，从此，他投身到伟大的革命实践中，掀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贺老说：“到延安后，一切都是新的，是火热的生活，真是春风扑面啊！尽管生活比较艰苦，学习也比较紧张，可是总觉得充实，有使不完的劲。”他在《自己的催眠》中写道：“我说/生活就是歌/应当唱得/更响更响/像干一杯葡萄酒/而且像一个热恋呢/我们骄傲/我们的日子！”在《生活》中他写道：“当我们/劳作在庄稼丛里/当我们/休息在田地旁边/当我们/肩着辛劳归来/汗珠/装饰着/我们高粱色的胸膛。”在《不要注脚》中他写道：“早晨的阳光/铺上那院落、小路/刺槐树茂密的叶子/环绕着/教堂的尖顶/早安呵/我们的小溪/我们的土壤/这里是我们的学校/‘鲁艺’。”在这些诗作里，表达了贺敬之初到延安时面对新生活的感受，是发自内心的欢欣，是发自肺腑的歌唱。

        在鲁艺，他阅读了“五、四”以来的新作品以及中外名著。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孜孜不倦的写作。他忠实于现实生活。抒发真实的思想感情。1941年，他的父亲在贫困交加中走了，他的一个小弟弟也饿死在家中。家国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引起他强烈的共鸣。他以现实主义的笔墨，饱蘸着悲愤的感情，以自己苦难的童年和家乡的生活为素材，创作出了早期著名的诗作《乡村的夜》。这是泣泪滴血的控诉，揭露了封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是如泣如诉的叙说，表达了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农民的同情，这是撕心裂肺的呐喊，歌颂了农民的觉醒、反抗和斗争。在《弟弟的死》中，他悲愤地写道：“娘已经从村里走了出来/她的脚踏着凋零的野花/她低下头，头发披散在肩上/她手里抱着我弟弟的尸体。”在《夏嫂子》中，他愤怒地写道：“她的眼前闪出了那一张忘不了的画面/东家的大厅上吊着一个‘强盗’/狠毒的人们用鞭子沾着凉水抽他/‘招出来！招出来’！”东家喊着/一个妇人和两个小孩跪在他的脚前/‘饶了他吧，老爷，饶了他吧’/妇人哭喊着，孩子扯着妇人的衣襟/‘站起来，你，’强盗“在鞭打中叫喊/‘起来，不要再跪下，孩子的娘！……”在《黑鼻子八叔》中，他热情地歌颂：“黑鼻子八叔站在高梁棵里/他，手里抓着盒子枪/枪膛里推满子弹/枪把上挂下一绺红缨/就好像晒红米的高粱穗子……”《乡村的夜》是诗人比较满意的早期作品，是对现实社会生活艺术描绘和生动表现，是对光明的憧憬和对未来的追求。何其芳读完这组诗后，称他为“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

 
在延安，他放声歌唱，

写下了传唱至今的名歌佳作　　　　

        延安是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是中国共产党在遭到最大损失后赖以生存的唯一的空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没有这块根据地，我们就下不了地。”从1935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他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这里领导和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同时也造就了一批革命诗人、作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延安文艺，贺敬之就是其中的一个。

        此时的贺敬之，正值风华正茂，他投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他深入到热火朝天的解放区建设工地，他来到土地改革的第一线，他写出了一批歌颂党、歌颂革命、歌颂根据地的歌词。写于1942年8月的《朱德歌》，诗人满怀对革命领袖的敬仰之情，豪迈地唱道：“我们起来跟他走/勇敢前进不停留/人民的希望担在肩/战斗的武器拿在手/井岗山上举红旗/北上抗日成铁流！”在《贺龙》一词中，他写道：“他不是天上的神/他是地上的人/他曾和你我住在一个村/他的家靠着你我近。”多么朴实、亲切，写出了我军高级将领的普普通通，就如同老百姓。在《志丹陵》中，他含着泪，深情地唱道：“一滴眼泪一滴汗/一块石头一块砖/修起了志丹陵/修起了志丹陵/志丹陵啊百尺高/高不过志丹同志的大功劳。”唱出了对革命先驱的深深缅怀，歌颂了刘志丹同志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为共产党人留下落脚之处的丰功伟绩。尽管歌词创作不是贺敬之同志文学创作的主流，但是他是用心、用情、用泪、用血写成的，很多作品一经作曲家谱曲，就都长上了翅膀，广为传唱。他来到位于延安城东45公里处的南泥湾，与“胡子旅长”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起披荆斩棘，开荒种地，用真情实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歌《南泥湾》。1943年3月，延安文艺界劳军团和鲁艺秧歌队80多人赴南泥湾劳军，这首由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郭兰英演唱的《南泥湾》吸引了全体军民。“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满（呀）山/学习那南泥湾/处处是江南/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从此，《南泥湾》一歌久唱不衰，传唱至今。可以说一首歌唱出了一个典型。毛泽东同志亲往南泥湾视察，给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并奖给三五九旅锦旗一面，上书“发展经济先锋”。于是，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内核，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战胜困难，夺取胜利。贺敬之同志也因此与王震将军结下了深厚友谊，1963年，贺敬之同志又来到王震将军创办的新疆阿克苏军垦农场，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西去列车的窗口》。在那段动乱年月里，贺敬之也得到了王震的许多呵护。

        在延安期间，贺敬之还创作了许多表现根据地人民生活和军民关系的歌词，如《七枝花》、《翻身道情》、《党中央委员会》、《八路军开荒歌》等。

 
在延安，他落实《讲话》精神，

写下了不朽的传世名篇《白毛女》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在解放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到火热革命实践中，写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歌剧《白毛女》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形成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毛仙姑”的传说，通过多种渠道传到了延安，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直到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合并于鲁艺后，经过他们生动的介绍，才感到这是很适合创作歌剧的题材。当时，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神怪故事，还有人说可以作为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写。后来，贺敬之仔细研究了这个故事后，发现了蕴藏在其中的闪光点，抓住了它更积极的意义，即通过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翻身得解放这一主题。表现了农民在新旧社会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以强烈的义愤控诉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又以饱满的激情讴歌了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的新生活。贺敬之在创作《白毛女》时，是流着眼泪写成的。在鲁艺礼堂彩排，反响非常强烈，台上台下引起了共鸣。鲁艺领导当即决定把该剧作为党的七大开幕的献礼剧目。《白毛女》在杨家岭中央礼堂演出后，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央书记处的评价是：“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当枪毙。”周恩来评价说：“这个戏来源于生活，感人至深。”

        歌剧《白毛女》上演后，掀起了席卷九州的翻天覆地的风暴，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白毛女》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武两条战线中杰出的产物，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中，都曾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白毛女》也因此获斯大林文学奖。试问，有哪个野战军在战前动员时没演过《白毛女》？全国哪个剧院没有上演过《白毛女》？《白毛女》自诞生起，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一直屹立于民族艺术之林。据不完全统计，演出场次超过一万场，观众人数超过一亿人，这不仅在中国歌剧史，而且在世界歌剧史上都是罕见的。它曾被改编为电影、戏曲、芭蕾舞，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它的故事和音乐曾经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仍然具有其他文艺作品所不可取代的历史价值。所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江泽民同志看过新排演的《白毛女》后说：“《白毛女》的生命力很长。”《白毛女》之所以生命力很长，有不朽的历史价值，首先在于它代表了一个时代。一方面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代；另一方面它代表了一个具有社会历史内涵的特定的艺术时代。其次它代表了一个民族的艺术发展方向，它在诗歌、音乐、戏剧三个要素的结合上达到了有机的统一，它在艺术上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富有民族色彩的。第三它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艺术观念，一种艺术的哲学观念，具有革命性、时代性。这种艺术观念与当今时代的艺术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它所具有的真理性，将决定着它在今后文艺实践中的不可动摇、不可取代的主流地位。

        为搜集贺敬之同志的历史资料，我们曾到过延安，在宝塔山、在延河畔、在杨家岭、在鲁艺旧址、在南泥湾、在桥儿沟……我们寻找贺敬之同志当年的足迹。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我们在展室中看到了有关《白毛女》的介绍一大块板面和用马兰纸（当时延安土法制造的纸）印刷的剧本《白毛女》（已作为文物保存），在资料室，我们查找到了当年的《解放日报》，看到了《白毛女》在延安上演的剧照和各种报道、评论。

        延安精神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延安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永放光芒的灯塔，正如江泽民同志题写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贺老说：“我们那一代终于在延安找到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找到了我们的‘根’。我们这一代，既是在延安精神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同时也培育了延安精神。我告诉一个好消息，我的文选就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中宣部很支持这件事，一共六卷，包括剧本、诗、书法、文论等，这就是说延安文艺没有过时，它有着永恒的魅力。”

        “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延河滚滚喊‘前进’！”（《回延安》）延安，革命的圣地，东方的圣经，继之而起的一轮又一轮“延安热”，为中华大地荡起一股又一股的滚滚春潮。

                                                                                                                                        （古城台儿庄网社教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