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网枣庄5月26日讯关于这部影片，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陈敦德在与导演杨光远对话时有一段文学化的总结：“它是一种载体，能负载当代崭新的民族意识；它是一种中介，能渗透新的审美观念的创举；它是一册史诗，能熔铸新时代的恢弘气度；它更是一种呼唤，能跨越历史的鸿沟而融汇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声……”
台前3000元“高价”买走剧本
198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广西电影制片厂将抗战初期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会战搬上银幕，为世人展示了一幅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惨烈而悲壮的历史画卷，令人耳目一新。这部影片的上马，不能不说是抗战题材影片上的一个突破。
早在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周恩来对应邀出席宴会的著名导演成荫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1984年12月11日，作曲家杨少毅任职广西电影制片厂第一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主管艺术和生产。他与文学部主任陈敦德都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坚持的路线，不仅仅是国家命运变化的新起点，也必然成为电影事业发展变化的新起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只搞“小桥流水人家”，或者只搞那些拳打脚踢的警匪、功夫影片，而是需要搞些“大江东去”的作品。所以，当陈敦德推荐《血战台儿庄》这个剧本的时候，杨少毅简直激动不已。
《血战台儿庄》的编剧，是田军利和费林军这两个年轻人。剧本刊登在《八一电影》杂志上，发表已三年却无人问津。1985年3月，陈敦德在北京见到了两位编剧，用当时的高价3000元买走了剧本，并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杨光远出任导演。杨光远是一位集导演与摄影于一身的著名电影艺术家，他担任摄影的影片《归心似箭》、《花枝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他导演兼摄影的影片《再生之地》、《老板哥和电妹子》等，都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1985年5月初，两位作者携带剧本第六稿来到南宁。原来的剧本，主要写的是张自忠。张自忠的事迹戏剧性强，而且他没打过内战，审查容易通过。经陈敦德提议，把剧本改为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主线，并且把写人物的命运改变为表现整个事件的背景、过程与结果的纪实性风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使影片具有一个宏大的历史感。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动。7月，杨光远来到南宁，对作者提出了影片不用闪回、要按时间顺序前进的要求。其用意是突出历史的真实性，强调影片的纪实风格，通过事件本身的生动、感人、真实，来增强银幕的冲击力量。这个构想，对于未来影片的基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结尾从“庆祝胜利”改为“血肉长城”
《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在经过多方研讨、前前后后17次修改定稿之后，终于投拍。1986年2月5日，广西电影制片厂《血战台儿庄》摄制组正式成立。2月16日，大年初六，大小9辆汽车，满载着摄影器材和各种物资，浩浩荡荡地开赴山东外景地。
作为两国军队武力的残酷争斗和两个民族意志的顽强较量，台儿庄大战的惨烈程度不容回避。一个“血”字贯穿全剧，从临沂之战、滕县之战到台儿庄保卫战，影片选取的每一个会战关节，无不是血染的画面。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影片的结尾，那个表现“血肉长城”意境的长四分钟的镜头。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响起三次的同时，画面进入残破的城墙一隅：城头，水边，日军丢弃的铁甲坦克旁，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中国军队的灰色军装和侵华日军的黄色军装几乎斑驳难辨；余火还在燃烧，浓烟还在弥漫，一面残缺不全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城墙的最高点。
其实，影片结尾原本是“全国人民敲锣打鼓庆祝胜利”，杨光远和剧组人员却总感到这样的结束分量不够。“眼前是一幅残垣断壁的景象，到处一片狼藉”，剧组在台儿庄发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当时曾访问台儿庄的某报记者的文章。杨光远由此受到启发，将结尾改为“血肉长城”，对于血战的胜利，悲壮比欢乐更有力量。
担心审片被毙，导演带上毛主席语录
1986年9月15日，《血战台儿庄》完成了送审的混录双片。10月22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的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到电影局，审查影片《血战台儿庄》。担心影片被“毙掉”的杨光远是带着毛主席语录去的，因为台儿庄大战后，毛主席曾说过：“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结果影片审查顺利地通过了。习仲勋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中新）
（古城台儿庄网社教部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