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润心灵】迁徙的方向

迁徙的方向
张丰

　　腊月一到,很多人就要筹划回家过年的事了,春运即将开启,但那种残酷的春运,已经随着近几年交通的进步而有所改善了。村里的微信群中,在外打工的人开始讨论如何回家,相近的城市,也有了拼车的选择。即使落后的村庄,也有几个打工仔购买了车辆,他们担心的不是车票,而是路况与油价了。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回家,并不是我自己,而是小时候等候叔叔回来。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没有电话,只能依靠先前家信中约定的时间。晚上10点的样子,大门外响起踏雪的声音,祖母赶紧去开门,一家人马上沸腾了。叔叔带回来什么礼物,全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一家人的等待,那是我第一次懂得等待的意味。

　　叔叔是村里最早出去打工的人之一,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他打工的地方,应该是山西的煤窑。那不是个人待的地方,春节后叔叔就没再去了。每年春节前,我们总是很期待叔叔回来过年,他会带上从城里买的糖果,更重要的是,叔叔是大家庭唯一需要“回来过年”的人,我们都在村里呢。我们需要围住他,听他讲外面的故事,叔叔不善言辞,但是几乎所有的故事都那么好听。“城里的女人怎样?”“打扮得好。”“要是某某(村里一个有姿色的妇女)在城里,能数得上吗?”“可以啊。”大人这种无聊的问答,似乎传递着特别丰富的信息。

　　在镇上工作的堂叔,会在除夕那天深夜2点“回到”村里,他挨家叫醒我们,不久就听见他家院子里鞭炮响起来。声音脆而爆,那是很好的鞭炮,而堂叔总是会买最好最贵的鞭炮。现在想来,小时候这种判断幼稚得可笑,各家的鞭炮,声音又能有多大差别呢。但是,在我们心中,虽然镇上距离村子只有2公里,走路半小时的路程,毕竟也算是“外面”。我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最终,我们甚至渴望“外面”本身。

　　我第一次到“外面”,是乘坐父亲所在学校包的车去县里看戏。那是一辆大巴,晚上7点出发,到县城大概8点钟。那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上了车,看到车内温暖的灯光,我就开始晕车了,几乎一路吐到县城,大人看豫剧时,我早已呼呼大睡了。乘坐客车的体验如此糟糕,以至于我读高中时,对中巴车很恐惧,只敢骑自行车和乘三轮车去县城上学。后来考上大学,算是到了真正的远方,汽车转火车,到城市再转坐公交,又是吐了一路。

　　晕车这种感觉,和人的平衡神经有关,也和心理有关。我们对远方既渴望又恐惧的心理,从登上车开始就对家乡的远离,都加重了晕车的感觉。很多年后,弟弟告诉我一个秘密:如果你学会开车了,就不再晕车了。他已经在一个城市站稳脚跟,买房买车,稳定起来的又何止是平衡神经呢。他习惯的,不是乘车,而是在远方的生活。从我们习惯异乡生活开始,就算真正摆脱了“回家”的本能,这时候也就不再晕车了。

　　在漫长的时期,能够到远方的人都是极少数。没人能预见到大量青年仿佛一夜之间涌向各地的局面。过去村里的土地,每几年根据人口变化重新划分一次,出嫁、去世的,地要交出来,而娶媳妇、生孩子,都是添人口,就要分到土地。5年划分一次,似乎是非常科学的办法,但是重新分地太麻烦,纠纷不断。上世纪90年代初的分地,被称为“大动”,大家起了誓言,这一次,只要所有人都满意的话,40年之内就不再重新划分耕地了——谁想到,几年之后,年轻人就对种地没什么兴趣了。如今,不管是结婚还是生子,没有谁去找村委会讨要耕地。

　　老一辈人为之争得头破血流的东西,在年轻人这里一钱不值。有关“远方”的概念也是一样,曾被视为冒险之旅的“出门”,如今也是稀松平常。回想我读高中的时候,每两周回家一次,每到周六下午,母亲就会到村头张望。出门去读大学那天,父母送我到村口,一只喜鹊在树枝头叫了几声,母亲就很不安,问父亲这是什么兆头。现在,谁家的孩子“回来”和“出去”家人都不再等待和相送,因为有了手机,可以准确知道到家的时间。前两年,我有一次回家,到县城后和朋友聚会,滞留一晚,第二天上午才赶回家,父母没有责备,也没有专门为我回家做什么准备,即使对他们来说,这种“回来”也是平常了。

　　今年春节,父母会到广东弟弟那儿过年。他们会打电话通知舅舅,大年初三不再去他家,就不必再等候了；他们也会打电话给姑妈家的表弟,初二就不要到我家来了,因为家里根本没人。他们会提前到祖坟上烧纸,送上纸钱,因为除夕不能前来。对父母来说,这种到异地过年的滋味,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我上初二那年,忽然对过年早起看放鞭炮没了兴趣,那是我“长大”的开始,而我的父母,又如何看待专门为过年的迁徙呢?这种感觉,可能不会太美好,但这就是当下中国人面临的生活

                                                                                                                                              （古城台儿庄网社教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