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张玉法 张玉法,祖籍台儿庄区涧头集,1935年2月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幼年时,正赶上兵荒马乱,到处充满了饥寒与恐怖。民无安宁之日,学无安定之时。抗战胜利后,他才有机会在涧头集小学上学。 1948年夏天,由于战争,峄县中学计划南迁,来涧头集招生。当时,张玉法才刚读完五年级课程,以同等学历报考被录取,接着随校南迁,一年多的时间,从北到南,流亡万里。从徐州到瓜洲,再由瓜洲到郴州、广州,最后由广州到了澎湖。 张玉法在台湾读中学整整6年,度过了寒无衣、饥无食的难关,刻苦攻读,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面临大学联考,因为师范大学有公费,可以赖以糊口,且历史知古今,地理明中外,所以张玉法把师范大学史地系作为第一志愿填写,并顺利地被录取了。 师大注册后,由于课程多,又没有选择的余地,学如蜻蜓点水。当时,大学图书设备很差,上课只是听讲、抄笔记,课堂没有讨论,课外没有参考书,教授们开列的参考书目,图书馆找不到,书店买不到。郭廷以教授找到商务印书馆把李剑农的《中国百年政治史》翻印出来,大家如获至宝。 在读大二时,张玉法协助同学撰写了中国历代战史资料。后参加了两年的中国历代战史的助编工作。这些都为他编书搜集了不少资料,并引起了他做研究工作的兴趣。他对“二十五史”的广泛接触也是在这个时候。因此,他决定毕业后报考研究所,并为报考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唐藩镇考》,约4万字。 张玉法师大毕业后,报考台大历史研究所。当时台湾只有一个历史研究所,外校生很难进入。考试失败后,面临的就是就业问题。按规定,师大毕业后要分配到中学实习一年,分配的办法是按辅止的成绩和志愿。他的毕业成绩为历史组第一名,当然第一志愿填写』台北市。本以为,台北市任何中学若需要历史教员,应该首先轮到他。然而许多同学7月下旬都接到了聘书,而他这位成绩优秀的学生,却苦苦等到了9月份尚无消息。后在师大历史系主任沙学竣老师的帮助下,才进入省立基隆中学实习。实习刚刚结束,接着应招服预备役军官役。在军队中,他对自己的前途做过一番思量,退伍后到基隆中学教书,觉得没有新鲜感;赴美深造,没有钱,况且美国大使馆对只身在台的人也不放行;转其他行业,没有人事关系,感到前途一片茫然。 两年前报考台大研究所的失败,并没有使他丧失信心。他决心改考政大新闻研究所。事不凑巧,考期恰好在军事演习期间,不准请假,幸好连长开恩,特许两天。他连夜出营,连夜归营。不久放榜,榜上有名,令他喜出望外。也许是先人为主的原因,在读新闻研究所二年级时,他拟定了题为《先秦时代的传播活动及其对文化与政治的影响》的论文。在诸位老师的指导下,论文高分通过,并被推荐给嘉新基金会出版。在读政大新闻研究所时,为了生活,他仍在基隆中学任教。毕业后,他希望留在政大继续做大众传播史的研究,苦于没有机会。后以修习3年新闻课程的基础,报考新闻行政人员,结果以优等录取。但除花60元,换取了一个及格证外,却一无所获。万般无奈,他只好硬着头皮写了封自荐信,寄给曾经教授他中国近代史的近史所所长郭廷以,表示对研究近代史有兴趣,拟定某月某日带论文前往寓所拜见。郭廷以并未回信,他却按时前往。郭廷以并未让他进门,只说看看论文再说。一周之后,近史所来了通知。郭廷以约他面谈后,就安排他一个标点《四国新档》的工作。 张玉法进入近史所的头几年等于学徒,做些档案标点、报纸剪贴、史料调查、口述历史访问等工作。郭廷以看他勤奋好学,劝他利用余暇时间做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张玉法从此走上了中国史的研究道路。当时近史所的条件很差,新进人员,两人挤在一间3平米的小房里,除了书,就是人,空间很小,工作不便,但他从不计较环境、条件,研究的兴趣很高,每晚都要到10点之后才返回住处。他到近史所研究的第一个专题是《清季的立宪团体》,欲透过清季立宪派的活动,了解现代中国的改革运动。论文写出,约30万字。郭廷以找人审阅后,认为可以出版。但张玉法觉得没有把握。就在这时,福特基金会有资助近代史研究人员进修的计划,蒙郭廷以的推荐,张玉法就带着《清季的立宪团体》初稿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兼读学位。 两年留美,受益匪浅。张玉法归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清季的立宪团体》整理出版。此时,他对这本书已经有了信心,因为在美期间,他对美国的各大图书馆的藏书作了一次扫描,同时对中外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作了广泛地了解。这本书是他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奠基,通过对这本书以及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撰写的《西方社会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使他对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接着张玉法又着手对辛亥革命进行研究,题目定为《清季的革命团体》,从搜集资料到撰写成册,花费了3年的时间,约40万字。此书于1975年出版。 当时的近史所有研究人员20名,同仁都受过良好的训练,并有研究的热情和经验。近史所对近代史的研究很有成就,颇受中外史学界的重视。外国学者戏称近史所为“南港学派”,以与费正清所领导的“哈佛学派”并称。 不久,应李国祁、张朋园之邀,参加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研究1860-1916年间的中国沿海、沿江各省的现代化发展)课题的研究工作。张玉法承担山东省的研究工作。他是山东人,所以对山东历史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在研究的过程中,张玉法又有了新的想法,于是,便约同陶英惠、赵儒生等人,函商山东流亡学校的老校长杨展云,并请李国祁号召同学、同乡捐资办文献。在各界同乡的大力支持下,由张玉法等人主编的《山东文献》季刊于 张玉法同其他参加《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的人员一起,通过3年半的辛勤努力,分别完成了对粤、闽、浙、台、苏、鄂、湘、川、鲁、冀和东北三省等13个省区的研究。之后,由张玉法主持,依据1860-1916年间的区域现代化研究的成果,广泛探讨全国性的现代化的问题,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军事、行政和社会等方面,他本人所研究的题目是《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一山东省》于1982年2月出版。美国《亚洲学报》发表了著名教授包德威的长篇书评,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张玉法先生在专心研究的同时,还热爱教育,有“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乐趣。他说:“研究工作单调而寂寞,大部分的成果得不到社会的回应。一本书的出版,一篇论文的发表,能引起同行的关注,就很不错。”他做过4年的中学教员,在军中服役时,又兼任过教官,还先后在台大、师大、政大、东海、中山等大学兼课多年,无论是讲演和讲课,都做好充分的准备,事先写讲稿,从不随便拿别人的讲义进行说教。随时注意掌握新资料,把更丰富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提高教学质量。他在讲授《中国现代史研究》时,很少讲内幕故事,只给一个时代做历史的评述,让对历史有研究的人听得进去。他主张教学自由,让学生讨论,以此来增长知识。 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大都有写书、编书和译书的经验。张玉法生平所写的第一本书,是他在政大新闻研究所的硕士论文《先秦时代的传播活动及其对文化与政治的影响》,于1966年有嘉新基金会出版。他生平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从北伐到抗战的报业》,收在1967年政大新闻研究所出版的《中国新闻史》里。此后,因为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又在各大学兼课,编书和印书的机会更多,有些是研究近代史的例行工作,有些则是业余的兴趣。但张玉法认为,专著和论文大部分是象牙塔里的东西,读者群很少,社会影响不大,就利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写教科书,先后撰写了《中国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史略》等书,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他在教学中感到学生的课外读物不足,讨论问题和写研究报告很吃力,就决心编一套《中国现代史论集》。于是,约王克文、朱云汉帮忙,分别搜集材料,请人撰写或翻译论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10辑书出齐,费时3年。在此期间,张玉法还把历年发表的有关史学方法和观念的文字编集起来,题名为《历史学的新领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时,他还曾与李又宁博士合编了《清季革命期刊叙目选辑》和《清季立宪期刊叙目选辑》。李又宁博士还把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中的一节《妇女一新生的社会力量》译成英文,发表在她所主编的杂志上。 学术会议是推动研究工作的媒介。随着学术交流的日趋活跃,他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提交论文,广泛交流。1978年3月,张玉法与吕实强、张朋园应亚洲学会的特别邀请,代表近史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计划》的同仁,前往该会报告研究成果。1982年,他与秦孝义4人受亚洲学会之邀,参加其年会中特别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讨论会。这次是海峡两岸学者第一次面对面地讨论问题,影响较大,海内外传媒争相报导。他先后提交的论文有《20世纪初年中国的农业改良》、《学者对清季立宪运动的评估》、《光复会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和《20世纪初年的自由主义运动》 1986年5月,张玉法接任近代史研究所(台湾)所长的职务。他的治所理念主要有4点:其一,延聘高学位、训练优良的人才;其二,注重人事编组,请热心同仁共同推动;其三,学术标准国际化;其四,让同仁开拓自己的研究空间,在行政上给予最大的支持。他在任6年,大体依照上述的观念,使近史所大有发展。而在推动所务之暇,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从不放松,6年出版专著3种、论文30余篇、书评5篇,编辑出版套书3种。 张玉法1991年8月卸职所长,专任研究工作。1992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第19届院士。张玉法对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也非常重视。自1989起多次来大陆,除省亲以外,或参加学术会议,或应邀演讲,或拜访学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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