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海文心终不朽

       1991年，我从事文学创作第十个年头，在报刊上发表了约有三四十篇小说作品，步入盲目自负的状态。一个偶然的机会，《抱犊文学》杂志副主编王善民，给我讲起鲁南籍旅美台湾作家王鼎钧。随后，又把王鼎钧刚刚出版的散文集《左心房漩涡》借给我阅读。

       那时候，我在党政机关工作，春风得意伴随着浮躁，沉下心来读书的时间不多。拿到《左心房漩涡》，我的心一下子被驯服了——因为，我从王鼎钧的文章里读到了从未有过的亲切。作家用透着鲁南泥土芳香的语言，讲述着一个时代的痛苦与新生。作品是乡土的，更是中国的，人类的。读后，情不自禁地写了一篇题为《乡土文学的超越》读后感，发表在《抱犊文学》上。这篇很幼稚的文章，开始了我和王鼎钧先生的交往。

       接下来，我通过各种渠道，细读了王鼎钧先生的《情人眼》、《碎琉璃》、《山里山外》、《灵感》以及“作文三书”和“人生三书”，看到文学疆土的广阔和自己的渺小。也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峄城区委书记的杜学平鼓励我到大学深造。经过一番思考，我放弃了仕途进步，考入吉林大学，学习文艺学研究生课程。

       在吉林大学读书的日子，王鼎钧先生多次给我寄来支票，嘱咐我按时添加衣服，保证营养，对抗冬季的严寒。我无以报答，只能结合学业，撰写评论他的文章。王先生却给我寄来尔雅出版社主人隐地的书，嘱咐我选择自己喜欢的写评，争取与他结缘。这样，我与隐地先生又建立了通信联系。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了解了王鼎钧和隐地走过的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王鼎钧原名王冠才，1925年生于山东兰陵的一个书香世家。高小毕业后，跟随族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1941年，因为不愿到日本人在临沂办的中学就读，离开家乡到安徽阜阳李仙洲创办的成城中学（后改名国立二十二中）求学。离家之前，王鼎钧的母亲谆谆告诫：“行万里路，读万遍经。笨鸭早飞，笨牛勤耕。让小的敬老的，拿次的留好的。宁欺官不欺贤，宁欺贤不欺天。人多的地方不去，没人的地方不留。赞美成功的人，安慰失败的人。犯病的东西不吃，犯法的事情不做。不要穿金戴银，只要好好做人。枪打出头鸟我不打，墙倒众人推我不推。种瓜得瓜瓜儿大，种豆得豆豆儿多。”

        王鼎钧在阜阳读到初二，学校因日军进攻而西迁到陕西汉阴……经过九死一生，1949年，到达台湾，靠卖文养家糊口。后来，做过台湾广播公司节目组长，多家报纸的主笔或副刊主编。在一家报纸做主编副刊期间，发现了隐地这位文学新星，并促成了隐地与林贵真的婚姻。1975年，隐地成立尔雅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本书就是王鼎钧的《开放的人生》。这本与《人生试金石》和《我们现代人》合称“人生三书”的励志散文，在台湾发行50万套，尔雅出版社一炮打响，王鼎钧也成为台湾畅销书作家。

         王鼎钧没有继续这一市场惯性继续写畅销书，而是开始了纯文学创作的“名山工程”。其寓言散文《情人眼》，成为“诗与思完美结合的精品”；自传体散文《碎琉璃》，把小说的情节、戏剧的冲突、历史的穿越融为一体，成为散文“出位”的成功尝试。

       1978年，美国西东大学聘请王鼎钧编写英汉双语教材，王鼎钧远去美国，开始了新的人生。65岁退休之后，文笔越发老辣，爱心更为强烈，《左心房漩涡》的出版，王鼎钧成为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师，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海外中国人的良心”。

       隐地先生的尔雅出版社，尽管规模不大，每年只出版20本纯文学图书，却是台湾最著名的纯文学出版社之一。隐地既是出版社的发行人和编辑，也是作家，几乎每年都有作品出版。阅读隐地的作品，儒雅之风扑面而来，还有他那感恩天地、感恩友朋的情怀，令人动容。

        在长春读书期间，我在尔雅出版社的书评报纸《尔雅人》上，发表了大约十篇书评，隐地先生按照每千字30美元计算稿费。为了扩大阅读面，我每次接到隐地寄来刊有尔雅新书的样报，就赶紧给隐地写信，让他用稿费代我购买新书。隐地先生总是“贵人多忘事”，寄来新书，却忘记把书款扣除。这样，我就不再为学费和食宿费发愁了。

       1994年，我在吉林大学完成学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到峄城档案局工作。这在别人看来，是得了学位却丢了含金量很高的乌纱帽，我却干得兴致勃勃。因为，这里工作有序，还有大量时间读书写作。

       王鼎钧先生身在美国，却关心台湾文坛，经常寄来台湾各种文学奖的征文启事，鼓励我参与。1995年，我把一篇短篇小说投给《中央日报》，获得了第七届文学奖。那笔奖金，相当于我四年的薪水。

        1995年，两岸还没有通航。《中央日报》的周昭翡小姐，多次来电话联系，希望我转道香港去台北领奖。我咨询了许多机构，没有人能够给我提供绿色通道。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隐地先生。发奖那天，隐地先生派他千金代我出席颁奖仪式。事后，把《中央日报》的奖金折换成美元支票给我寄来。隐地先生在来信中以长者的口吻嘱咐我：“这是一笔不小的奖金，希望你谨慎使用。”

        与王鼎钧和隐地的交往，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和人生观。此前，我对文学不是没有投入热情，可是，写出来的语言是粗粝的，观点是偏激的。对于生活现状，无论是歌颂还是批评，都不是一个作家应持的态度。本来已经偏离了文学轨道，却以为是正宗，从王鼎钧和隐地的作品中，我知道了作家必须关心和应该避免的东西，也学到了在作家使命和社会现实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智慧。

        通过多年来对王鼎钧作品的研究，我把王鼎钧的文学观做了以下归纳：1.文学有胎生和卵生之分；2.超越是非，惟爱为大；3.参化育尽善美是文学的最高境界；4.文章是有病呻吟，但读者不是作家诉苦伸冤的对象；5.作家不能创作，可能因为技穷，也可能因为道穷；6.明珠在蚌的身体里结成，但不是蚌的私人收藏；7.想当作家，就要过简单的生活；8.文章的内涵不够，技巧不能弥补。这些观点，与国内教科书上的文学理论不同，但是，却能指导文学实践。

        隐地也有他的文学主张，他认为，在有限的生命中种一棵无限的文学树，这个人就不会平庸。
我在峄城区档案局当了八年局长，2002年调入枣庄学院中文系任教。在讲授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课堂上，经常引用王鼎钧和隐地的作品阐述观点，得到学生的欢迎。2006年，枣庄学院与枣庄市政协合办了“海峡两岸文学艺术高端论坛”，隐地先生作为嘉宾应邀出席。隐地推迟了其他工作，专程来枣庄参加论坛。我和已有15年通信联系的隐地先生，得以见面。论坛期间，隐地先生为枣庄学院的师生做了一场文学报告会，他不讲自己的文学创作，而是介绍王鼎钧。那场报告，是枣庄学院建院以来最受欢迎的文学报告会。

        2007年，我和时任枣庄学院副书记的胡小林教授，去台湾考察高等教育，到位于台北厦门街的尔雅出版社拜访了隐地先生。在尔雅书房，感受中华文化特有的书香，至今难以忘怀。

        我与王鼎钧先生和隐地先生的通信，纸质的不下200封。最近七八年，通信联系使用电子邮件，也不下200封。这些通信，改变了我的文学道路，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知道自己不会进入文学史，但是，这些通信，会走向不朽。（杨传珍 枣庄学院教授 古城台儿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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