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范堂，陕西褒城人，生于1907年。1927年考入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校，1937年在河北良乡抗击日军，参加过娘子关战斗。1938年春随27师黄樵松师长在台儿庄与敌血战半月，曾率27师敢死队夜袭庄西北角日军阵地，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打下了基础。解放战争后随军起义，参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全国解放后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在陕西褒城文化馆任副馆长，任县历届政协委员、县人大常委会委员。
王范堂说话和气，脸上总带着笑容。别人跟他讲话，他总是毕恭毕敬地听着。他不善言谈，从不高谈阔论，也不谈论国家大事。由于在旧军队养成的习惯，言行谨小慎微。与同事对话，也往往只是“嗯”、“啊”之类的单音词。很少交朋友，解放多年，与他书信来往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高小时的老师，叫陈雨皋，当时是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一个是他过去的老上级鲁崇义，当时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重庆市人大副主任。王范堂的儿子王耀煊曾问过父亲王范堂为什么不多结交几个好朋友。王范堂不正面回答，只说：“我喜欢农村，那里的空气真新鲜呢！”确实在当副馆长的10年里，他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他常宽慰地说：“我跑遍了全市217个生产大队。”
王范堂喜欢帮助别人，不注重身外之物。淮河流域闹水灾，他捐献了身边仅有的一块黄金。抗美援朝中，他捐献300元人民币。1953年转业到地方工作，每月工资62元，当时已不属低工资，他不时接济有困难的亲戚、朋友。
王范堂有5个孩子，他最疼爱的是他收养的那个儿子。这个儿子的父亲叫王槐，是在台儿庄大战中阵亡的。这个儿子从小学到大学，凡是要求王范堂做的事，王范堂都是有求必应。一年，这个儿子考上兰州大学，王范堂很高兴，觉得对得起了王槐烈士。为鼓励这个儿子好好学习，他把妻子的手表送给了这个儿子。
在“十年动乱”中，王范堂蹲牛棚，扫大街，喂猪，管伙食，看电话，样样活都拼命地干，却还要挨批判。有一次，他被人打倒在地，在院子里拖得血渗衣衫。妻子哭着送他去医院，王范堂安慰妻子说：“不要紧，会过去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范堂的性格逐渐地开朗起来，跑步练拳，走亲访友，下棋看书，养花弄草，过得很舒心。他加入了民革。县政协、民革的会，他每会必到。他开始讨论国家大事，有事和儿女争论起来，非常的认真。
1983年6月，王范堂的儿子王耀煊接到王范堂的电话，要他马上回家。王耀煊走进大院时，看到王范堂伫立在家门口。进屋，王范堂的嘴唇动了几下，话未说出来，泪流湿了满是皱纹的脸。他用手指了指桌上的一张报纸，示意给王耀煊看。这是1983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载有《台儿庄会战》一文，已被王范堂用红笔圈划出来，用手指着文中关于57人敢死队的大段文字，对王耀煊说：“你们应该知道了，这是在写我，写我率领的那支敢死队，与敌人决一死战。”王耀煊当时被那突如其来的“神话”震惊了……
关于台儿庄大战，王耀煊早有所闻，毛泽东曾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他从没有听到父亲讲过他参加过台儿庄大战，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敢死队队长。当时王耀煊情绪激动得不得了，连王范堂讲什么，一句话也没听见……
王范堂写信给《人民日报》社，他写道：“我从来没有想到，在中国共产党编辑的历史资料中，在记载台儿庄会战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里，竟然会有我们57人敢死队这光彩的一笔。这使我更加感到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和伟大，更加感到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当然也更加坚定了我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我愿为这伟大的事业贡献出自己晚年的一点余热。”随同这封信一起发出的还有王范堂匆匆赶写的敢死队当年组织和参战的回忆资料。
在那段日子里，王范堂年轻了很多，情绪激动，外出活动频繁。王耀煊为他的身体感到担心，曾不止一次地提醒他要降降温，要他注意休息。他总是说：“你放心，我死不了，那么艰难的日子都熬过来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不久，王范堂收到了《台儿庄会战》一文的作者韩信夫的回信，肯定了王范堂回忆敢死队资料的价值。王范堂说：“我要写，我要把我一生中值得写的东西记录下来，让它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发一份光和热。”
那时，王范堂已经是76岁高龄的老人了，要写谈何容易！和初学写作的人一样，在挫折和失败中，他感到筋疲力尽了。他拿着改来改去的稿子叹息道：“咳，太晚了，年龄不饶人啦，可惜一肚子的蝴蝶飞不出去了。”
就在这时，地区教研室的胥永寿登门拜访，说要为王范堂写点东西。胥永寿当时50多岁，身体单薄，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他说：“当我听说王老的事迹后，很受感动，我为我们同居汉中地区而感到光荣。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把王老的事迹介绍给全市人民，让更多的人知道汉中有这么一位民族英雄。我不是作家，是教书匠，请原谅我不自量力。”果然，胥永寿写王范堂的文章发表在《汉中文史资料》上。一位摄影爱好者多次为王范堂摄影。他的作品参加了市摄影展，并登上了《汉中日报》、《团结报》。王范堂更加勤奋了，常说：“我真是老年逢盛世，越活越有奔头了。我要抓紧写点东西，说不定哪天能派上用场。”
在台儿庄大战时，王范堂是27师的一个连长，战后升为营长，后为团长。27师师长是黄樵松，是抗日名将，王范堂跟随黄樵松10多年。王范堂常说：“知我、用我者，黄樵松也。”黄樵松在1948年11月已任国民党30军军长，在太原时与胡耀邦取得联系，策动太原起义，因走漏消息，被他的团长戴炳南告密，被阎锡山逮捕后解往南京，后被蒋介石杀害。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黄樵松为烈士，戴犯被人民政府镇压。王范堂一直想写黄樵松的文章，但年代久远，记忆不清。于是王范堂自费去重庆，奔郑州，访问搜集了大量资料，撰写了《在抗战的最初日子里》，回忆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保定良乡防御前线，在娘子关的崇山峻岭间，在台儿庄内外英勇抗击日军的几个片段。文章发出，先后被几家报刊转登。在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的日子里，《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文章都提到了57人敢死队，特别是新华社记者陆诒的《忆台儿庄战役》一文，对敢死队给予了高度评价。文中写道：“通过座谈会上的深入访问，才知道3月28日至31日，确是台儿庄战役的关键时刻。战局最紧急时，日军已占领台儿庄的4/5，甚至寨子的西北角也被攻占。台儿庄守军和外面的交通线西门这条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如果不夺取西北角这块阵地，我军必遭日军围歼。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师长池峰城于4月1日晚上，当机立断，选拔57人，组成敢死队，夜袭敌军阵地，挽救了战局。这次，敢死队的战士大部壮烈牺牲。有了这次夜袭，才奠定了台儿庄胜利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使王范堂坚定了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余热的信念。他先后写了《台儿庄大战及57人敢死队》、《我所接触的孙连仲将军》、《成都起义前后》等文。有的文章已被编入《徐州会战》和《台儿庄大战亲历记》。
1987年5月9日6时15分，80岁的王范堂离开了人世，窗前留下了2000多字没有完成的文稿。汉中市政府各级领导参加了追悼会，上海、北京、西安、武汉等地发来了唁电。7月3日《人民政协报》、7月18日《团结报》都发了专文介绍王范堂的事迹。陆诒在文中说：王范堂“战功卓著，永垂千古。”
王范堂去世不久，王耀煊接到了枣庄市政协文史委的来信，希望征集有关资料。王耀煊百感交集，可惜他的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王耀煊到王范堂的灵前祭奠后，朗读了枣庄市政协文史委的来信，想来他的父亲在天之灵可以得到宽慰了。枣庄人民、台儿庄人民没有忘记王范堂。王耀煊将王范堂的遗稿和照片寄给了枣庄市政协文史委，均被编入了文史书刊，王范堂在九泉之下可以得到安息了。
1988年4月，枣庄市政协召开各界人士纪念台儿庄大战胜利50周年座谈会。王耀煊应邀来到了台儿庄，见到了孙连仲的女儿孙慧书、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见到了池峰城之子池皓，同来台儿庄的参战爱国老人交谈，访问了台儿庄大战目睹者，参观了当年中日双双拼死争夺的清真北寺、新关帝庙、火车站等战场遗址。看到了敢死队血染焦土的城西北角已是高楼林立、在大街小巷交错繁华的商业区，台儿庄人民在废墟上建立起一座新城。王耀煊倾听老人介绍台儿庄大战的惨烈情景。一位老大爷拉着王耀煊的手说：“在这里多住几天吧！”小弟弟、小妹妹们前呼后拥。王耀煊含着热泪感谢台儿庄人民，向威武不屈的台儿庄人民致敬！
（古城台儿庄网社教部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