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崇拜是汉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信仰文化，可以概括为关公文化。所谓关公文化可以表述为：基于对关公的崇拜信仰而形成的相关社会集团具有的特色的民俗文化。也就是说在千百年来人们尊崇、信仰关公的过程中遗留和传承下来的相关物质及精神财富的总称。它以关帝庙宇为物质载体，以祭祀、文学、传说、民歌、绘画、雕塑等不同形式寄托人们对关帝的无限崇拜和敬仰，形成了奉祀关公的丰富的文化景观。关公文化是在汉民族文化大环境中形成、发展的，千百年以来，特别是明清以来，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错综复杂地影响和制约，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各种分异。反过来，关公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文化地理环境条件下可孕育出不同特色的地域文化，作为精神文化的关公信仰文化同样如此。此过程按照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的问题，从而形成分析关公文化的基本框架。即关公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产生的源地随时间过程的传播扩散、不同时间断面在空间上的分布格局、与自然环境的文化生态关系、与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冲突和整合、所有这些过程发生发展的结果或状态（即文化景观）。本文对关公崇拜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审视分析，由此勾画其在时间长河中发展的流变。
一、关公其人
在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有一类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对人神的崇拜。所谓人神崇拜就是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灵魂崇拜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某些生前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进行神化，并赋予其某种或某些职能进行祭祀和崇拜。原始人类认为生前强有力的人，其鬼魂也一定是强有力的，于是就把这些人神化，作为自己的保护神，这种信仰方式为后世所继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历史人物被人为地神化，成为某个地区乃至全国的保护神或专门神，有些甚至充当了传统信仰中的天神、地祇。奉祀人神的庙宇遍布城市乡村，人神信仰成为民间重要的信仰形式。如，供奉文圣孔子的文宣王庙有很多，过去在各个城邑都有这类建筑。而武圣关公庙在海内外数量及规模远远超过了孔子的文庙。这说明在中国民间对关公的信仰非常普遍。关公崇拜最初属于民间信仰，是对三国人物关羽的人神崇拜。随着中国古代文化地理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而使关羽崇拜逐步上升、扩大，但该文化的形成发展并非偶然，而与该文化的核心人物关羽本身所具有的特质直接相关。
关公是人们对关羽的尊称。关羽，字云长，出生于约公元160年，卒于公元219年。关羽在世近六十年，有关他的史书记载中很简单。在关羽逝世后14年出生的史学家陈寿在48岁时所著的《三国志》中也不过1146字。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追谥羽曰壮缪侯。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
以上史书中大致概括了了关羽自25岁在家中打抱不平杀死郡豪，出逃后遇到刘备和张飞，三人“桃园三结义”后，关羽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等的大致过程。在当时和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在人们心目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将。与他生活时间相距不长的陈寿甚至都没有在意，也没有考证一下关羽的生辰，只把他当作蜀汉的五虎上将之一列入“关张马黄赵传”之中已矣。否则，也不至于几百年后关公成神时后人对其生辰无从考证、至今仍无定论。后来，特别是隋朝以降，由于大的文化环境的变化，出现了各种文艺作品对关羽的生平大加粉饰，如元末明初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对关羽的浓笔重彩的描写，谱写了一曲关羽令人感慨万端的人生壮歌，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以“武圣”的至高荣誉与“文圣”孔子齐名。
在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有不计其数的、浩如烟海的、灿若繁星的中国古代文化和文明的缔造者，然而在如此众多的杰出历史人物中，被后人尊为“圣人”者有且仅有“文圣”孔子和“武圣”关羽二人。说起来还有点戏剧性，他们一个是山东夫子作《春秋》，是中华传统儒学的说教者，而一个是山西夫子读《春秋》，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忠、义、信、勇”的实践者。由此看来，关公崇拜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形成的特定文化地理环境的关公文化如果从源头人物关羽诞生算起，至少已有1850年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是我国特定时期的产物，受到来自历史、政治和社会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密切相关。可以这么说，关羽的“忠义”特征是形成关羽崇拜的内因，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对民间信仰的影射和封建统治者的顺应民意的推崇是形成关羽崇拜的外在因素，而佛、道、儒三教竞相将关羽拉入自家大门对关羽崇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关羽崇拜的根本原因
孔子是中国传统社会正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和说教者，关羽是生活在东汉后期的一名战将，而此时经过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之士的著书立说、口诛笔伐、大力宣扬后，特别是西汉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口号，“忠义”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观。关羽对此也不例外，不仅一生喜读《春秋》，并以春秋大义时时刻刻自觉践行儒家的这一行为准则。如，对刘姓汉室的绝对的忠，对以曹操、孙权为代表的“大逆不道”之徒的鄙视，被俘曹操后“约三事”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决绝，乃至到后来华容道冒违抗军令掉脑袋之风险义释曹贼等等。
孔孟等大儒著书立说，大力宣传儒家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是在言教。关羽却在不折不扣、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儒家思想，为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信、修身以智、立身以勇，用具体行为诠释了孔孟之道（《全像关公》59）。言传身教、身教胜于言教，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广大平民百姓文化水平普遍并不很高，许多人甚至目不识丁，对深奥的儒家著作只能高山仰止。但关羽是一个来自下层社会的普通民众，他的传奇经历，“忠”、“义”、“信”、“勇”的事迹很容易在民间广泛流传，他的身教犹如一本没有文字的儒家经典，更有效更直接地教化人们，也就是说关羽更有群众基础。
关羽本身的忠义神勇是关羽崇拜和信仰起源的最根本原因。在民间自古就有崇拜英雄的情结，关羽是英雄又非一般的英雄，而是集忠、孝、节、义于一身，近乎囊括了封建社会所崇尚的最高品德于一体的，堪称人之楷模的集大成者。下自平民百姓、凡人孺子，上至帝王将相，都能够也都希望自己或更多的人成为关羽式的人物。不仅如此，就连儒、道、释三教也都想尽一切办法把关羽作为自己神祗谱系内的一员，以扩大各自的影响力。
所以，关羽由人到神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其本身所具有的优秀品德和感人至深的忠义之举，是其走向神坛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动力。当然，与民间信仰的基础、佛道的推波助澜、儒生的美化、文艺文学的宣扬等密不可分。
（二）民间信仰初始阶段为关公崇拜奠定了基础
人类早期的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在民间信仰中。古时的民间信仰大致有：由自然物崇拜而衍生的自然神崇拜、因灵魂不死观念由祖灵崇拜而演化成的人神或人鬼崇拜、由社会力量崇拜而转化成的社会神信仰。关羽崇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化环境存在、形成和发展，以至如今超越了民间信仰的层次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与古代民间信仰习俗的初始阶段息息相关。古人认为人的死亡只是肉体的终结，而其灵魂依然以另外一种形式即鬼魂存在，并且鬼魂有善恶之分，生前得善终者成善鬼，生前冤屈不得善终者则化成厉鬼。百姓对待善鬼和厉鬼的态度是不同的，对善鬼采取亲近、依赖的态度，并在遇事时征求“指示”再行动。而对恶鬼则尽可能地讨好、敬畏之，以防恶鬼作恶于己。
关羽在百姓心中是英雄，最后却令人惋惜的悲剧性地惨死敌手，且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所以在民众心理形成巨大的反差，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所以，为了寻找些许心灵的慰藉，人们根据自己的臆想附会出很多关羽死后变厉鬼、四处申诉自己的冤屈、不断伺机显灵的传说。就连陈寿的《三国志》中也有因关羽显灵导致吕蒙和曹操莫名死亡的记载。
在上述情况下，民众自觉不自觉地在关羽惨死的当阳临沮、最早显圣处玉泉山、荆州等地建祠或墓供奉他。如，《当阳县志》记载，孙吴杀害关羽父子并用诸侯之礼埋葬了尸体，“帮人墓祭，岁以为常”。另据明代湖广按察使《义勇武安王墓记》载：“距当阳治西五里许，旧有汉义勇武安王祠，王之墓亦在焉，王死于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以侯礼葬之，邑人祠而祀之，创而随废者，不知凡几。”当然那时乡民是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小心翼翼地供奉，不是为了祈福求安康，只是希望关羽的冤魂不要将生前的怨恨迁怒到自己头上。当时关羽还没有进入神坛，祠庙大多较为简陋，关羽的形象也比较阴森可怕，“面怒而多髯，容状可畏”的厉鬼神像。但早期的民间信仰的存在延续了关羽在鬼世界的存在，为后代关羽崇拜奠定了基础，其实质就是关羽崇拜的发端之所在。
（三）佛道二教的推波助澜作用
在形成对于关羽“全民崇拜”的过程中，佛、道、儒三家都先后参与其事，终使关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神祗之一，对于近代凝聚中华民族精神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羽从人鬼步入神坛首先借助了佛教的帮助。具体说来与智顗和尚“智者大师”有关。《中国人名大辞典》介绍，智顗俗姓陈，字德安，祖籍颍州（今河南许昌），后迁荆州华容（今湖北潜江西南），人称：“天台佛圣”，自幼信佛，一生酷爱佛法。智顗在研究师祖慧文、老师慧思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为中心的独立学派，创立中国佛教第一大宗天台宗。该教派在当时深受朝野支持与信奉，隋炀帝为晋王时，曾请他到扬州为之受戒，授“智者大师”称号。隋开皇十三年受命到荆州传播佛法，建造玉泉寺。荆州地区很久以来巫风淫祠盛行，出生于该地的智顗十分了解当地的民俗，于是他把民众对关羽的敬畏心理以及普遍信奉的习俗巧妙地加以运用，编造出关羽显灵帮助建寺庙、受五戒，并担任护法神的神话，也就是关羽显圣说。对于这样的说法，正好迎合了当地民众的心理，很容易被接受。从此，在民间信仰中备受民众敬畏的且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关羽被请进了佛教大门，步入了神坛。在智顗看来佛门中有了一位百姓熟知且深受爱戴的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佛教被民众认可的程度便可大大提高，佛教在荆州地区便能更好地打开局面，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这也是舶来的佛教进行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成功范例。智顗最初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利用当地民众对关羽的迷信思想，将其纳入佛门，使中国百姓能在佛教寺庙中看到以中国人为化身的偶像，从而拉近佛教与中国民众的距离，增强佛教的认可度，促进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从此，玉泉寺一家寺院一个宗派接受关公成为护法神后，引起整个佛教界的效仿，在中国的佛教寺院中十有八九奉关公为护法伽蓝。但是令智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关公的加盟反而提高了关公自身的地位，使关公信仰由人鬼步入神坛，由世俗转入神界，其影响也由局部逐渐向更广泛的范围扩大。
关公虽然最先成为佛教的神祗，但地位始终没有提升，一直屈居伽蓝之列。其地位的进一步提升还需道教的参与。
道教是中国古代民间产生的一种宗教。在东汉中叶，由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为标志，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同时吸收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其源缘大体有四个方面：古代的原始宗教与巫术；神仙思想与方术；谶纬学说；黄老思想。后三种因素在社会上层影响较大，第一因素在民间最流行，影响最广泛。古代社会，人们把日月星辰、山岳河海和图腾祖先都看作神明，凡遇大事，都要祈祷，由此形成一个天神、地袛和人鬼的神灵系统。道教是一种多神宗教，很自然地承袭了这个系统。到唐宋以降，不少帝王崇奉道教。为了扩大道教的影响力，道教希望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关羽拉到道教中来，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缘。自汉代以来，盐铁官营，盐税是历代朝廷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据《广见录》记载，北宋大中祥府年间，山西河东解州盐池，水减盐少，课税难以完成。为了了解盐池的情况，朝廷派人去实地考察，考察的官员回来汇报说，在解池遇到城隍神，城隍暗示盐池减产是蚩尤作崇。这本是无稽之谈，但笃信道教的宋真宗对此深信不疑，请来道教首领张天师作法驱邪。以至后来引出关公与相隔3000年之久的蚩尤大战一场的离奇传说。
其实解州盐池干涸减产纯属自然灾害，根本不可能由蚩尤作怪而致。但经过朝臣与道士的默契配合，导演了“关公战蚩尤”这一出戏，既迎合糊弄了皇帝，又愚弄了民众，而且将关公堂而皇之地请进了道教的大门。道教借助一场自然灾害，首次让自己的新成员关公来了一个精彩的亮相，不仅帮助解决了国家经济上的大难题，而且在此证实了关公的义勇之志。同时还实现了正大光明地让关公一步迈入了官方的神坛，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关公因此被宋徽宗先后封为“崇宁真君”、“义勇武安王”。
明代嘉靖、万历二位皇帝信奉道教，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有些故事虽是牵强附会，但关羽的影响却越传越广。在民间，关帝不但被奉为武神、财神，而且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魔、驱恶鬼、诛叛逆、招财宝等无边法力。宗教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关帝的法力正是广大民众所渴望的，因而在社会上受到了广泛的顶礼膜拜。
道教将关公纳入自家大门，就是要利用关公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求得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壮大本宗教的声威。而当权者也想利用道教树立关公偶像，教化民众，巩固封建统治，做到了互利互惠，相得益彰之妙。
（四）历代帝王的推崇备至加快了关公崇拜的传播
清代关庙中有这样一幅对联，颇能概括关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巨大影响：“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 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除了上述佛道对关公无上尊崇外，更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青睐与推崇，屡屡对其加封进爵，而且不惜笔墨，封号愈来愈长，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褒封不断，庙祀无垠。其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文臣武将能像关羽那样尽忠义于帝王、献神勇于社稷，广大百姓能够像关羽那样效忠于朝廷、甘为顺民。这样推崇一个标志性的、典型的，而且所有人都愿接受的理想人物、道德符号，要比苦口婆心的文治教化来的容易，效果会更加明显。既满足了政治的需要，又顺应了民意，何乐不为呢。同时也不否认特殊时期的万全之策。如，南北宋朝，国无宁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面对异族的入侵、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举国上下深切感到，原有的精神领袖“文圣”已不能解决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局面，迫切需要找到一位顶天立地、勇武刚毅的人物来激发和坚定全国军民的抗击外侵的决心，而关羽足以担此重任。于是，能征善战的关羽被大宋王朝顶礼膜拜。元朝统治者作为外民族，要想立足中原统治汉人，必须要学习汉文化，尊重汉民族的民族崇拜。同样，清朝历代统治者也一心希望汉民族像忠于本民族的帝王一样忠义于他们，紧紧抓住了关羽这种精神典范。历代帝王是正统儒学思想的理所当然的代表者，他们对关帝的态度直接推动了和反映了儒教对关羽的盛赞和嘉奖。由此形成了儒道释三教竞相推崇关羽的局面。
历代帝王对关羽的赐封
朝代 皇帝 时间 赐关羽封号 备注
蜀汉 汉献帝 建安六年（201年） 汉寿亭侯 称侯
汉后主 景耀三年（260年） 追谥壮缪侯
隋朝 隋文帝杨坚 开皇十二年（592年） 经由隋朝天台宗智者大师赋予的佛教护法神身份，关羽由原来的厉鬼第一次作为正神的形象进入佛教殿堂，至今中国许多佛寺中，仍然供奉关公为护法神。 佛教
唐朝 唐德宗 贞元十八年（802） 广其祠宇，陪祀姜太公与武庙
北宋 宋徽宗
崇宁元年（1102年） 忠惠公 先后称公、称君、称王，关羽战蚩尤，被道教利用
崇宁三年（1104年） 崇宁真君
大观二年（1108年） 武安王
宣和五年（1123年） 义勇武安王
南宋 宋高宗 建炎二年（1128年） 壮缪义勇武安王
宋孝宗 淳熙十四年（1187） 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 元文宗 天历元年（1328年） 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泰定帝 天历八年（1335年） 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明 明武宗 正德四年（1509年） 赐南京关庙庙额“忠武” 关羽在福建东山再起
明神宗
万历22年（1594） 把关羽进爵为帝，关庙由“忠武”改为“英烈” 称帝
万历42年（1614） 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关夫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关平“竭忠王”、关兴“显忠王”、周仓“威灵惠勇公”、 永安帝位，不在将部
明思宗 崇祯三年（1630年） 真元显应昭明翼汉天尊
清 皇太极 崇德八年（1643年） 义高千古匾额
清世祖 顺治元年（1644年） 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称圣
清圣祖 康熙42年（1703年） 解州拜谒关帝庙并书匾“义炳乾坤”
清世宗 雍正五年（17257） 追封三代公爵：曾父祖“光昭公”、祖父“裕昌公”、父亲“成忠公”
清高宗 乾隆元年（1736年） 山西关夫子
乾隆33年（1768年） 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
清仁宗 嘉庆20年（1815年）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
清宣宗 道光八年（1828年） 威显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
清文宗 咸丰二年（1852年） 护国保民威显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
咸丰五年（1855年） 加封三代王爵：曾父祖“光昭王”、祖父“裕昌王”、父亲“成忠王”
咸丰六年（1856年） 两次加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威显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
清穆宗 同治九年（1870年） 护国保民翊赞精诚绥靖威显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
清德宗 光绪五年（1879年）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26字） 无以复加、登峰造极
（五）文艺作品的宣传辐射效应
在中国民间有一种民俗文化盛行和发展，就是民间艺人说唱，说唱艺术是广泛流行于民间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可单口说唱，可多口说唱；可乐器伴奏，可无伴奏。大约从8世纪唐朝中叶开始，民间说书艺人在城镇人口密集的地方进行商业性演出，讲唱各种长篇或短篇故事。北宋繁荣的都市生活，使民间说唱艺术得到空前发展，戏曲、评书、皮影每天都会在首都汴梁的市井之间定时上演。宋朝时民间就已经流行三国故事，三国故事由于繁简得当、情节曲折，是他们演出的最好题材。那时有叫做“说三分”的说唱艺术，专门讲汉末三国故事。说书人在北宋时成了一种职业，那时说书人讲故事，一定要分清忠奸善恶，刘备和曹操到底谁善谁恶，说书人会察言观色，“听取”民众的意见，反过来，说书人的观点对民众的判断影响很深刻。这一点以致奠定了中国民间对刘关张和曹操孙权的定位趋向，直到今日在绝大多数民众心目中前者是正面人物受到青睐和赞美，而后者一直背负着奸雄佞臣的黑锅永世不得翻身。其实这反映了民众一直以来对关羽等人的崇拜心理。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刘关张的卑微出身，而说书艺人和听书百姓大多出身社会底层，同命相怜、阶层感情相似，容易产生共鸣；二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塑造了异姓兄弟同生共死的义气之举感人至深，令人敬畏和向往；三是关羽是久负盛名的英雄人物、人间楷模，而其悲剧性人生结局令人怜惜同情，对他们的忠善判断稍许能够平衡心理的巨大反差。另外，皮影戏、评书、戏剧等也有类似情景。
如果说宋朝之前的有关关羽的民间文艺作品局限在下层社会，还不足以引起全社会关注的话，元明时期可谓异常炙热。由于元朝统治者为异域外族，对汉族儒生、汉民族文化的排斥，导致原来备受尊崇的儒生加入了民间艺人的队伍，如，关汉卿一样的知识分子参与到了民间戏剧的创作当中。他们对关羽救世民族英雄式人物的敬仰、期盼、拜祭无法表达，就创作出10余部有关关公的元曲剧目“关公戏”，同时也是为宣泄对蒙古人的愤怒和反抗。因此，元朝的戏剧作家们还赋予了关羽伸张正义、抵抗暴政和拯救民族的精神理念。这无疑对关羽的故事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
受元朝专业剧作家和文人的影响，明初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开始介入关羽故事的改造、加工，使关羽题材的文艺创作进入新的阶段。最著名的莫过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他吸收采用了宋元时期美化、圣化、神化关公的大量故事，并进行大胆的艺术想象和虚构，再创作塑造出了关羽“至忠”、“至义”、“至信”、“至勇”集于一身的完美形象。随着小说的广泛传播，引起社会上对关羽的普遍崇拜。明朝上层知识分子对关公戏的创作，不同于过去以往的任何朝代。宋朝时是底层的民间艺人写戏演戏，文人儒生对此不屑一顾；元朝时也只是一些不被政府任用的失意文人才靠写戏求得衣食温饱。而到了明朝，不仅文人儒生，就连皇室贵族都对戏剧创作乐此不疲，比如朱元璋的孙子就曾写过关公戏，并且收录在官方修订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中。如此一来，关羽的形象日趋完美。从陈寿的《三国志》到明代著名小说《三国演义》的诞生历经1200多年，关羽的形象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成了一部忠义的百科全书。
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关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威望愈发日益攀升，明朝政府也开始了新一轮加封高潮。万历年间的三次加封，就使关羽晋升帝位。朝廷加封关羽并不仅仅是顺应民意，也不是关羽真的具有什么超凡神力，而是他确实能作为教化百姓的榜样。《三国演义》已将关羽塑造成仁、义、礼、智、信美好品德的完美化身，成为宣扬儒家伦理观念的最佳人选。明朝末年，关羽正式取代过去的武圣人姜太公，成为中国第二任武圣，与文圣人孔子一起，接受世人膜拜。
借助《三国演义》满洲人进行政治和军事教化，关羽的作用在清朝发挥到了极至，甚至被奉为财神，乃至最终至神至圣，大大推动了关羽崇拜之风的盛行。清末时统计，全国记录在册的关帝庙不下几万座，远远多于孔庙的数量，而他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更是超过了孔子。一时间“关公庙貌遍天下，五州无处不焚香。”农人祈求风调雨顺，商贾祈求财运亨通，百工祈求从业兴旺，官员祈求升迁发达，军人祈求旗开得胜，帝王祈求江山永固。从这里不可否认地看到戏剧、小说、诗词歌赋、绘画书法、各种曲艺，甚至包括现代的电影、电视剧等等文艺作品的巨大的舆论宣传作用。
三、关公崇拜时间流变
关羽由一个一般战将到武圣，由一个实际的历史人物到万民敬仰的神，由人鬼崇拜逐步步入神坛圣坛，不得不说是一种奇迹，但又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最重要的是关公崇拜是发生在中国特定历史文化土壤中的，也就是有其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生态环境在时间和空间两维尺度上均规定关公文化的发展，同时，关公文化又反作用于形成它的文化地理环境，彼此互为因果，相互影响。具体表现在关公崇拜在时间过程中的流变和在空间上的分布中。时间流变的直接结果就是丰富了内容、扩大了影响力、扩展了空间分布范围。具体包括民众对关羽的关注程度、对他的称呼的变更、所建庙宇的变化、人们赋予关公的职能不断增加、关公形象的变化、关公崇拜地域范围的扩大等等方面。
如果仅从史书记载来看，关羽生前只是一名普通的武将，在中国历史上事迹相当乃至超过关羽的武将大有人在。然而，只有关羽成了“帝君”、“武圣人”却是事实，这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变而来的。
关羽死后，对关羽的崇奉最初只局限于很小的地域内，即其葬身之地荆州。最早祭祀关羽的是刘备，也就是在刘备在成都称帝时对关羽的去世十分悲痛，便在成都建立关羽衣冠冢并设祭坛缅怀亡灵。但后世崇拜关羽的现象并不是起源于蜀汉地区，关羽一生主要在中原和荆襄一带作战，没到过蜀中，他对蜀国影响最大的就是把荆州这块重要的根据地给丢了。关羽在蜀汉地区也就没什么威望，死后也没有谁去纪念他。另外，庞德的儿子庞会在随着灭蜀魏军进入四川之际，把关羽的后代全杀了，关羽在蜀中没有后人，四川就更没有人来纪念关羽了。在关羽的丧身之地荆州，他却在鬼神的世界继续存在，当地巫风淫祠盛行，人们基于人鬼崇拜把关羽当做厉鬼供奉。此后数百年间，无论民间还是官方，关羽的声名默默无闻。史书中缺少他的详细资料的记载就是例证。直到隋朝智者大师编造了一个关羽显灵帮助建庙的传说，经过一番改造，关羽惨死的厉鬼气息得以化解，并结束了人鬼时代而进入神明的行列，完成了关羽步入神坛阶段。随之，北宋徽宗皇帝利用张天师编造的关羽大战蚩尤帮助国家解决经济困难的神话，敕封关羽为“崇宁真君”，关羽因此迈入道教殿堂。此后，元、明、清历代君王屡给关羽加封进爵，并不断加上了忠、义、仁、礼、智、信这些神圣光环；同时使其法力与日俱增：降妖平寇、驱邪避祸、赐福安康、招财进宝等等神话色彩也越加浓重。后人追加到关公身上的美德与美誉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真实的关羽，在中国封建社会几乎达到了无人可及而又无以复加的地步。至此，历经一千八百年，时光仑奂，改朝换代，尊卑起伏，关羽最终被人们塑造成至神至圣，万世人极的神祗。关帝信仰时间发展阶段大致为：南北朝至唐朝是关帝信仰的形成期；宋元是发展期；明朝是盛行期；清朝是鼎盛期，其影响可与尊孔相比，毫不逊色。
随着时间流变，后人对关公的称呼大致经历了美髯公、关将军、关侯、关公、关王、关君、关帝、关圣等，最终以关公尊称，由此形成了特色关公文化。越来越多的庙宇的建造和修复最能体现这种变化，因为庙宇是民众表达对祭祀对象信奉的最专用的空间。明朝大文豪徐渭在《蜀汉关后祠祀记》之中说：“蜀汉前将军关侯之神，与吾孔子之道并行于天下。然祠孔子者郡县而已，而侯则居九州之广，上自都城，下至墟落，虽烟火数家，亦靡不醵金构祠，肖像以临球马弓刀，穷其力之所办。而其醵也，虽妇女儿童，有欢忻踊跃，惟恐或后。以比于此事孔子者殆若过之。噫，亦盛矣！”，全国关帝庙多如牛毛，何止万千，清乾隆时期仅北京就有二百多座。在民间，关公还是武财神，是保护商贾之神。现在关帝信仰又进入了新的阶段，国内外出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崇拜关财神的人越来越多。供神的场所除了道教宫观，还有佛教场所、商业场所乃至家中都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关公神像、各式庙宇。随着汉民族迁移活动，华人的足迹到达之处，随之带来了关公崇拜，也就出现了祭祀庙宇。
时间推移，星移斗转，关公崇拜之景观越来越丰富，关公越来越成为全职全能的神格，他的外在形象当然也会因不同时代、不同扩散路径、所到文化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和变化。如，最初关羽被塑造成为厉鬼模样；在元代因关汉卿的作品《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第一次活脱脱地刻画了关羽和青龙偃月刀形影不离的形象，使之成为人们心目中关羽的经典印记；《三国志》中关羽的外貌是“羽美须髯”，元朝人所著的平话本里对关羽的描写为“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由于史料不多，为后人塑造关羽的形象留下了充分的空间，人们根据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点加上对关羽的美好愿望创造了大家都乐意接受的典型关公形象。如，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描述关羽的外貌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若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眉卧蚕，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其丹凤眼和卧蚕眉乃世间罕见，凤眼生威，卧蚕似雾，英气逼人，霸气十足。
民国伊始，随着中华民族外扰内患、民族崛起、经济社会全面建设、文化全球化侵袭等等社会现实的到来，关羽崇拜不是消失了，而是越来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时间维度上关羽崇拜呈现了逐渐发展壮大的时代风貌和脉搏，同时在实现时间扩散和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别是明代以后的1000多年来，人们的关公崇拜从没有停止过，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建有关帝庙，庙宇本身就具有传播宗教信仰的属性，一座庙宇就是一个信仰圈，全国难以计数的关帝庙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关帝信仰网，把这个网投影在地图上就得到了关帝崇拜的空间分布格局。通过考察这些充当崇拜物质载体的关帝庙宇的兴建和修复可以窥其一豹，大致领略关公崇拜的发展过程。
四、关公崇拜的现实意义
关公文化不仅是一个民间信仰问题，发展到今天，关公文化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和道德标签，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具有十分典型的特征，是我们了解和认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和载体，是联系和凝聚内地和海外华人的一条精神纽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对于关公崇拜和关公文化应该用理性思维辩证地分析。既不要因其发展的某些方面具有糟粕的内容而全盘禁止毁坏之。因其是在特定社会经济文化中产生、发展，对每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我们所缺少的就是这种忠义信勇的理念和思想。通过关公文化的教化，可以起到净化社会环境、净化人们心灵、荡涤社会精神文化的污浊，继续发挥其历史上曾经具有的社会功能。同时，也看到关公崇拜的某些具体内容不免具有迷信色彩，对此应坚决抛弃和杜绝。向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方向积极引导关公崇拜是目前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随着当前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关公文化热潮，以关公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风靡海内外。很多专家学者、港澳台同胞、海内外华人、关姓后裔、社会活动家等积极投入到研究、探讨、学术交流的行列中，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关公文化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从关羽崇拜的形成、发展和传承探讨的过程中，引申出崇尚忠义仁勇的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和凝聚力，为祖国统一大业、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弘扬继承中华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同时，随着文化交流、学术研讨带动了地区间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关公文化的各种存在形式和活动都将引起广泛关注，如各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建造的关帝庙所具有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得到再次的发挥，各地相关关公文化旅游也日渐兴起，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总之，关公崇拜是在中国特定文化地理环境下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在此过程中深刻反映了文化事项受环境影响的烙印，包括时间扩散过程、空间分布、与社会经济等要素的相互冲突与整合。关公文化一旦形成又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据此，人们应该积极研究关公文化的精神实质，挖掘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功能，为经济、文化、社会繁荣，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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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书田、马书侠：《全像关公》，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1月
3.李新元：《跨越海峡的忠义之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
4.崔陟：《中华武圣关羽》（只眼读圣），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1月
4.王继英：《民间信仰文化探踪》，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
（古城台儿庄网社教部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