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是条商流河，它除了漕运粮食之外，还具有承载商品流通、贸易交往的重要功能。经过多年的孕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商业文化。千年运河孕育了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枣庄、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商业名城，创造了繁荣的“清明上河图”，它们宛如一串镶嵌在运河上的明珠，璀璨辉映，耀人眼目。它的文化内涵里融汇了“仁、德、礼、义、信”的儒家文化核心内容，也为厚德载物的中华商魂注入了鲜活血液。
一、“重农抑商”观念的改变，奠定了商业发展的思想基础
中国历史上长时期处于农耕文明社会，历朝历代把“重农抑商”作为治国方略。在以农为本、“重仕轻商”的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商排在末位。经商被轻视、歧视、压抑，这一方面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反过来又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不可阻挡地带来了中国南北地区、中国西部地区以至中国与东南亚等邻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人员等全方位的交流。这种交流，潜移默化地催生了新思想的诞生，改变了原来固有的传统观念。同时，本地商品生产的发展，也改变了原来的产业结构，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全国物资交流的氛围中和商品经济的刺激下，京杭运河聊城段流域农业作物尤其是棉花、粮食、花生、大枣、烟草、果木的种植，以及以本地资源为原料的手工业产品，如布匹、贡砖的生产，出现了专业化的色彩，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传统观念的改变，首先促进了境内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一）促进了棉花生产和棉花交易
明代，山东布政司所辖登州、莱州、青州、兖州、济南、东昌六府皆产棉花。在这六府之中，又以济南、东昌、兖州为最多。随着棉花的普遍种植，东昌府棉农生产的棉花除完粮纳税和满足生活需要外，其余则由商人作为商品而出卖。明成化年间，临清的白布巷、高唐的大寺等，较大规模的棉花贸易市场应运而生。由此，江淮、青州等地商贾纷至沓来，将收购的棉花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江南等地而获其利。本境的“善营财者”也以棉易金而“以此致富”。可见，明、清时期的东昌一带不仅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棉产基地和棉花交易市场，而且植棉业为境内外的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促进了以棉花加工为主的纺织业的发展
丰富的棉花资源，为棉纺织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手工纺线、织布、染色成为民间最广泛的家庭手工业。明、清时期，东昌府所属各州县“家家纺车飞转、户户机声嚓嚓”。有的妇女不仅能织白布，还会织各种颜色的格子布、花条布。随着手工纺织的发展，其产品除自用外，还到市场销售，而且大宗行销至济南、沂城、潍县等地。这时，较大的纺织中心也出现了。万历年间，仅临清即有商行38家、绸缎店32家、布店73家。至清代，纺织品种、数量骤增，纺织中心大量出现，尤令人瞩目者是临清哈达的制作。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临清哈达已销往印度、尼泊尔、伊朗等国家。这是临清哈达生产的鼎盛时期。据文献记载，清朝中期，馆陶（时属东昌府）全县有轧花机1175具、弹花机735具、织布机1105具，产品除自用外，尚销往山西，仅年织布获洋额达33368元。
（三）促进了果树等经济作物的生产
明代以前，东昌府一带果树栽植规模甚小。明、清时期，各州县的果树特别是枣、梨的栽植迅猛发展，以致出现了“千亩之家，千树枣梨”的经营者。茌平县博平的圆铃大枣，世称“博枣”，明、清时期一直作为上等贡品入京，与“肥桃”并誉天下。堂邑的梨、郑家乡小屯的玉皇李子、临清白塔窑的“蟠桃”、茌平的茌梨、冠县的鸭梨、阳谷的银梨、东昌的乌枣，有的成为贡品，有的成为重要的外销商品。
（四）促进了皮革加工生产
千张袄，因以上千块碎羊皮缝制而得名，又因其轻暖耐用受到人们的青睐。它的产生源于裘衣和裘皮袄的生产。明代隆庆、万历年间，临清就有加工裘皮的个体作坊百余家。至清雍正、乾隆年间，其工艺水平大大提高。此时，临清皮市巷的裘皮铺面为数甚多，皮毛业极为兴盛。至咸丰后，皮作坊达50余家，其中大作坊12家。清末，临清千张袄作坊仍达70余家。
（五）促进了酿造业的生产
历史上，东昌府向以盛产美酒而名闻四方。明、清之际，东昌府一带的酿造业达到全盛时期。茌平的丁块酒，曾得到皇帝的赞赏。至清末，仅聊城、高唐、阳谷、冠县、临清4县即设有大小酒店作坊130余家。特别是临清的济美酱菜相当发达，堪于济宁的玉堂酱园、北京的六必居媲美，有的曾作贡品入宫。
（六）促进了临清贡砖的发展
临清砖是皇家御用的特制产品。明代修建的十三陵，清代修建的东陵、西陵，以及明、清两代修建的北京故宫各大殿、紫禁城所用之砖，大都由临清的砖窑烧制。临清砖窑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止于清末，历时500余年，“岁征城砖百万”，以漕运船只载抵京城。临清砖烧制规模宏大。据傅崇兰著《临清明清史》和清乾隆五十年张度修《临清璞州志》记载，从“东、西吊马桥，东、西塔窑、张家窑到河隈张庄”，长达30公里的运河沿岸上，“设窑192座，每座两窑，计384窑，每年出砖4176窑，计1044万块”。
（七）促进了毛笔、草辫、木刻、裘皮等手工产品的制作与加工
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是聊城毛笔制作业最兴隆时期，从此业者千余人。产品年达200余种，产量300余万支，大小作坊30多家。草辫、草帽等工艺品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清雍正三年（1725年），草辫工艺自莱州首传莘县，随之风靡阳谷、聊城、冠县、东阿、临清。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聊城、观城已成为山东省两大产辫区。明末清初，聊、临两地有专业木匠铺店84户。张秋镇的“源茂永”画店、阳谷的“天增”帽店、聊城的“书业德”木刻书店、临清的裘皮作坊等雇佣工人都在百人以上。在以上这些手工业生产过程中，劳动集中进行，生产规模较大，而且产品大部分都有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营造了中心城镇的商业繁荣
一条大运河将从北京到杭州以南沿途城镇串连在一起，物资交流带来运河两岸地区工商繁荣，客商云集，物资山积，交易兴盛，形成一个个商品集散地、商贸重镇。在聊城境内形成的全国有名的商品集散地、商贸重镇有临清、东昌、阿城、张秋等。
运河商业文化十分看重“诚信为本、以义取利”。运河商贾秉承“货真价实，以质取胜”、“买卖公平，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信奉“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的处世哲学。经商以获利为目的，但它不是一种纯技术行为，只有以诚信为导向，才能实现交换双方的互利互惠，使经营者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正是由此，他们把讲信用看做是“商业的灵魂”或“第二货币”。做生意讲诚信，不仅吸引外地大量客商来做生意，同时也促进了本地区商贸集市和中心城镇的发展。
据文献记载，明朝隆庆、万历年间，临清城内已经拥有布店73家、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典当铺100余家、磁器店20余家、纸店24家、辽东货店13家和大小客店数百家。盐行除官店外，还有个体盐店10余家散布于各街。此外，还有粮店、茶叶店、羊皮店等。临清凭借运河交通的便利及纵横交错的驿路商道，其商贸的辐射范围早已超出了省区，成为联结南北各大经济区域的枢纽城市。在明代经临清转销的商品以棉布、绸缎和粮食为最大宗。到清代，粮食成为临清市场上最大宗的商品。明、清两代，临清的转贸范围除山东本省外，包括京师、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湖北、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以及辽东等地，遍及明代13个布政司中的9个，清代关内18行省中的14个以及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
聊城，明、清两代都是东昌府治，也是军事重镇。明洪武年间设平山卫，城中心的光岳楼就是洪武七年为“严更漏而窥敌望远”而建。故聊城在明初是鲁西的一个政治、军事重镇。明永乐以后，随着会通河的畅通，聊城因地近运漕而经济开始繁荣，城市的经济功能逐渐得到发展。全国各地客商络绎不绝地涌向这里，以至城东关外的运河中帆樯如林，舳舻相连；岸边车马奔踊，货积如山。到咸丰八年（1858），仅在聊城经营的山陕商人店铺已达900余家，如果再考虑到此时聊城的商人“西商十居七八”的情况，加上本地的商人店铺和其他省份的客商店铺，聊城的商业店铺应达1300家之多。
张秋，在京杭大运河聊城段中偏南，明、清两代为东阿、寿张、阳谷所共辖，是一个典型的“三界首”城镇；又因为该镇位于临清、济宁两大流通枢纽城市之间，大清河在此与运河交汇，遂成为水道要途，其商业规模远非一般州县城市可比。
另外，因运河而发展兴盛的乡镇有：七级镇、阿城镇、戴湾镇和魏家湾。其中，阿城是运河山东段沿岸重要的盐运码头。明、清两代山东盐场的食盐年产量约5000万公斤，分销全省及毗邻的河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共计122个州县，其行销路线以大清河和运河为主，先从盐场运至泺口（济南北大清河），再由泺口分流，其中需要由运河船运行销地的食盐由车运至阿城，北上可达临清，南下可抵济宁以及邻省各沿岸。当时小小的阿城镇竟有13家盐园子，东、西、南、北四个商人会馆。南会馆也称“运司会馆”。运司会馆旁紧靠素有江北四大名寺之一的“海会寺”。魏家湾（今属临清市）位于运河与马颊河交汇处，明初仅为一自然村落。自会通河开通，魏家湾凭借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渐渐成为聊城至临清间重要的沿运码头。在魏家湾市场上，粮食是最主要的流通商品，其次是棉花，再次是生猪及其他农副产品。
三、“以义取利”的经营信条，促进了南北各地物资交流
在北方地区，因河兴商、因河兴市，商贸流通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使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文不经商、士不理财”的信条被动摇、被打破。一批批思想活跃、“异想天开”的农民带上当地生产的农产品，开始北上津京，南下苏杭，从而见识了“皇城根”的生活以及“人间天堂”的日子。他们带出去的是农产品，引进来的是纺织、印染、皮革、制烟、酿造以及各种各样的日用器具制造等手工业技术。
在这条商业气息浓重的大运河里，南北方人们思想观念的碰撞、交流、融汇，滋养了运河商业文化的兴盛。商业文化体现在人的思想观念、品格操守上，就是以义取利、诚实守信。运河商业文化格外看重“义”字当先，先义后利。“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诚招天下客，义纳四方财”、“利以义制，名以清修”……这些“以义取利”的道德经营信条，是在1782公里运河航道的特殊环境里孕育产生的。南来北往的客商要在商业经营中站住脚，在交往、交易中取信对方，一个重要行为就是先交朋友、后做生意，或者说是在讲义气中做生意，在做生意中讲义气。讲义气，够朋友，你才能在经商道上人货安全，才会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义，成为传统商业文化中极其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更成为运河流域经商者的立身之道。
明、清时期，正是由于运河聊城段两岸的居民对外来客商讲信义，各地商人才蜂拥而至，从而造就了明、清时期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社会生产结构的新变动。在运河畅通的四五百年间，鲁西平原以其优越的经济环境及地理位置，吸引了山陕、安徽、江浙等各地的商人大量涌入，以其雄厚的财力和卓越的商业才干，迅速占领这片市场。在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裹挟中，境内居民也纷纷走上了经商之途，坐贾行商，如在苏州就有东昌商帮与河南及苏州当地枣商在阊门外鸭蛋桥共同建立了枣业会馆，盛极一时。东昌本地盛产的红枣、乌枣等，随漕船回空运苏州。其后，东昌帮贩枣又改从海路运枣抵苏州。至清宣统年间，东昌枣帮在苏州仍有德恒毓等14家商号。而商业重镇临清、张秋在外地经营的的商人就更为可观。
历史上的聊城，依托大运河巨大的物流、人流集散功能，创造了500年的商业繁荣。现在，聊城作为京杭运河上的一颗“明珠”，正在全面建设“山东西部的新兴生态化工业城市”、“冀鲁豫交界地区的商贸物流中心城市”、“江北文化旅游和休闲度假目的地城市”。城市的功能定位与发展目标充分体现了运河文化的内涵，现代商业的定位与发展目标也同样体现了运河商业文化的精髓。我们将努力挖掘运河商业文化的内涵，结合城市建设特点、历史文化、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因素等，弘扬运河文化遗产，培育商业文化品味，传承运河商业文化文脉，真正使运河商业文化与现代商业发展相融合，为其赋予新的生命力，注入新的活力。（孙凤泉）
（古城台儿庄网社教部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