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以后，劳动力顿时紧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状况。于是在实行“三光”政策的同时，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特别是战略物质的掠夺。山东由于具有丰富的矿业、农业和人力等方面的资源，因而是其掠夺的重点地区。敌人的掠夺既有前述那种赤裸裸的强盗式的抢劫，也有变相的劫掠。一方面，通过伪联合政府准备银行在沦陷区发行没有准备金的数达60亿元的巨额伪钞（“联银券”），并用刺刀、子弹强行维持其形同废纸的“信用”，搜刮沦陷区人民的血汗，同时在沦陷区城市推行所谓的“商民献金”活动，实质上这不过是强盗抢钱蒙上一块遮羞布。1944年9月，仅济南商会就“献金”近900万元。日军的倒行逆施在沦陷区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日军在其占领区禁用“法币”，而把各地搜罗来的“法币”投到国民党统治区和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疯狂抢购战略物质。虽然我方采取了“排（除）法（币）禁（止）伪（钞）”的金融政策，但也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工矿和农业资源的掠夺也很惊人。贵金属仅以招远玲珑矿为例，在日军侵占六年半期间，共掠夺黄金16.5吨，折合52.8万两；白银38.45吨，折合123万两，此外还有6226吨铜和大量的硫。煤炭的掠夺，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仅据淄博煤矿的不完全统计，日本共掠夺该矿煤炭19137808吨，其中直接运往日本本土或伪满殖民地的即达1400万吨。日本从枣庄煤矿掠夺的达1230万吨。原盐的掠夺，侵鲁八年达216万吨。此外，铁矿石、铝矾土等等的掠夺，均已百万吨计，就当时的规模来说，数量也不算小。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掠夺除上述日军直接进村抢劫外，在其“治安区”、“准治安区”（日军认为较为巩固或不太巩固的沦陷区），主要是以武力强制征收或半价左右的低价“收购”。日军对粮棉油的强征强购缺少全面的统计资料，仅1940年一年，即向日本运去花生2.8万吨，花生油近2万吨，棉花2.2万吨，粮食的数量自然更为巨大。此外，日军还强征牛皮、猪皮等副业和土特产品。至于因修建据点、碉堡、飞机场和其它军事设施以及公路和对付抗日军民的封锁沟墙等而随意夺占沦陷区老百姓数以十万亩的土地，就更不用说了。
日军对山东人力资源的掠夺和对劳工、民众的迫害令人触目惊心。山东是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山东人身体素质较好，所以同河北等省一起成为日军掠夺的重点对象。日军侵鲁初期，不论男女老幼屠杀较多，后来，对男性壮年的屠杀有所减少。日军规定，向其国内输送华工者可以得到酬金。因此，更加大量捕捉男性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充当劳工。独立步兵第42大队的伍长三神高回忆，该部曾接到师团下达的关于把“男人全部抓起来”的指示；第45大队曹长松尾富男记得，第10旅团旅团长河田少将曾命令该部“把能干活的男人全部绑来”，所反应的正是这种急于抓劳工的情况。我们从一次掳掠行动看日军是怎样抓捕和对待山东乃至中国劳工的：1941年夏秋之际，上述河田旅团到博（山）西地区捕捉劳工，据该部第44大队第3中队军曹大木仲治说：“这次行动是上级统一部署的，中队长池田交代的任务是，对老百姓一个不留全抓走”。一天黎明时分，该中队在莱芜吐丝口镇附近的一个村庄开始了伴着烧杀奸淫的抓捕劳工行动，家家传出哭声。一位妇女看到丈夫被日军拖走，匆忙拿出一个布包塞到丈夫腰间。日军夺过来一看，是用树叶等做成的煎饼，便摔在地上，用脚乱踩乱踢。这个200来户的村庄“从弯腰驼背的老人到年幼无知的儿童”，总过被抓去150人。到中午，日军驱赶他们背着沉重的弹药箱，顶着烈日，踏着像“烧热了铁板”一样烫脚的沙石路，向龙磨角村的大队部集中。“几乎要折断脊梁骨的老百姓们，有的赤着脚，有的只穿一只破鞋。有的人因为从早晨就没有喝过一口水，已经干燥得连汗都出不来了”。经过村庄时，百姓们要求弄点水喝，日军不理。老百姓捧起日军饮马的水桶，要喝剩下的污水，一个叫小川的日兵“狂暴地用穿着马靴的脚往水桶和老百姓的手腕上乱踢……。污水全撒在灼热的沙地上。五六十个老百姓马上趴到地上把水浸湿的沙子含到嘴里，又把脸贴到湿地面上……几个士兵跑过来连踢带打，抓住正在舔湿沙的老百姓的脖领子，拉起来，强迫他们继续赶路”，一个青年抓起一把湿沙土也被逼令扔掉。日军下士大木仲因为一个老人触摸了他腰间的水壶，嫌老人脏，猛一扭身，老人被摔到地上，水壶里的水撒到老人背着的日军背包上，周围的人们立即“争先恐后地张开嘴来舔老头背包上残存的水滴……”。老人倒下去起不来，种村少尉下命令把老人推下路旁三米多的断崖，并吼着对人群说：“谁的不走，就这样死了死了的有！”于是“老百姓把被汗湿透了的衣襟，拧出点汗水润一润嘴唇，又向前走了。”到达大队部，各中队抓来的老百姓有500多人，因为卡车少，装不下，便像装货物一样挤塞、跌压着装进卡车，有的老百姓有病上不去车，被两个日兵抓住手脚扔进卡车。压在下边的一个老百姓“忍受不住，伸出一只手来，抓住压在他身上的那个人的衣裳。那被汗水渍出白色盐层的衣裳，顿时留下几道手指的印迹……”。该旅团仅这一次就抓了2000名劳工。从泰安用火车运到日本和东北做劳工，在日本人眼里远不如猪牛马骡。暑天长途运输猪猡为防其热死，还要不断地喂水。中国老百姓为他们背着军用物资，却连饮马剩下的脏水，甚至连吃潮湿泥沙的权利都没有，这就是“皇军”的“仁政”！上面所述是从抓捕地到中转地短短一天内发生的事情。劳工们一旦被装上密不透风的闷罐车，几天几夜不得饮食，大小便全在车厢里，极度的饥渴闷热疾病，不知要有多少人死亡。经海路船运的劳工的境况也一样。有不少人闷死病死或者因年老体弱不堪驱使，就在船上被推入大海，如烟台劳工吴作发等就是被丢进大海淹死的。至于被送到目的地做苦工的劳工更是苦不堪言。1942年5月，日军在昌邑县胶济铁路以北的一些村庄抓了青壮年农民751名，其中男646人，女105人，其中500人因遭毒打折磨或患病或致残，不够做苦工的条件，由各自家庭变卖家产去潍县赎回。其余200人被押送去做苦工，运到本溪下煤窑的76人中除6人冒死逃出或苦撑到抗战胜利后而活下来以外，其余70人全部死在矿上了。死亡率达92%。其余的100余人，也多数被迫害致死，只有少数带着伤残或疾病回家。荣成崂山惨案被抓往东北煤矿的300多人，绝大多数至今下落不明，实际上早已死在矿上了。从济南日军集中营“新华院”押送日本和我国东北做劳工的万余名“战俘”（有的是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的俘虏，有的是平民），也大部分死于异国或他乡。不论被抓到东北下煤窑或到日本做奴隶，或留当地供驱遣，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均及其恶劣，无一例外都是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连粗粝的饭也不管饱，冬天缺衣服，伤病不能医治，还随时随地遭到毒打和杀害，由于监视严密，想逃也很难逃得出。因此，生还率极低。著名的刘连仁是幸而逃出深山最终得以生还的少数人之一。刘连仁的遭遇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残害劳工的一个有力证据。
1944年9月，高密县草坡村33岁的刘连仁和其他同乡一起，被日军强行掳去，同年11月被押送到日本北海道雨龙郡沼田村明治矿业股份昭和矿业所这座奴隶的监狱。经过上船前后两个多月的折磨，他们早已瘦成皮包骨头的干柴棍，每天被逼下矿井挖煤，井下安全设施极差，天天有塌方，因而几乎天天有人被压死、砸死。刘连仁的一些难友就这样被陆续夺去生命。中国劳工从无节假日。日本人休假时，他们照样干活。阴历年那天，刘连仁等被赶到火车站扫雪。因为吃不饱，一位莒县籍陈姓难友在扫雪时捡了几颗豆粒儿，被日本监工用铁棍毒打，直到昏死过去才住手。刘连仁感到如果不逃走，迟早会死在矿上，便同4个难友在1945年7月的一个漆黑的夜晚逃出矿业所，跑进山林，过着“白毛女”式的生活。刘连仁后来和难友们跑散了，不知道日本早已投降，一直住在山洞里，九死一生，直到1950年2月8日，才被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的一个猎户发现，结束了长达13年的穴居生活，辗转返回祖国。像刘连仁这样的遭际还算是不幸中之幸者。更多的是被害惨死，逃跑的也大部分被抓回来打死。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残酷迫害劳工的行径遭到包括本国有识之士以及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谴责。
日本除了大量抓捕山东劳工运往本土和伪满以外，还在山东大量征拘民夫，强迫他们修据点、筑碉堡、搞运输或其他军事工程，对这些人如前述的累、病、饿、毒打等种种迫害自不必说，连生命和起码的人格都好不保障。前已述及的掖县小庙后据点的大野军曹在1942年7月某日，对其强行抓来的十几个泥瓦匠干活不满意，便逼令他们站成一横队，脱下裤子，每人一条细绳，一头栓紧瓦匠的阳具，另一头均收拢在大野手里。然后让兽兵用竿子猛击绳子数十次，泥瓦匠疼的嘶声惨叫。大野哈哈一笑，然后让工匠们干活。同一天上午，他忽然心血来潮，无缘无故地将在据点院子里垒墙的山里宋家村的三个小工绑起来，逼着其他泥瓦匠将这三人用泥巴灰浆砌到墙里，当泥巴封到三人头部时，封者和被封者苦苦哀求大野停止，这个恶贼竟然亲自动手，把三人的眼、耳、口、鼻完全封死。一边抹泥巴，一边讥讽地嘟噜：“干活的不好，这样的好。”更令人气愤的是日军搞了许多“死亡工程”。所谓“死亡工程”，就是在所修建的一项军事工程完工后，即将工匠们秘密杀害，消迹灭口。1945年日军将海阳县为其修筑完掩蔽工事的50名石匠、瓦匠连同工具一起，秘密地集体活埋在索格庄村外的一条地沟里。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当地群众发现，挖出部分尸骨和瓦刀、打石头用的铁锤。另一次在孙家河沿上也集体活埋了30多个工匠。1945年夏，日军为防盟军在山东沿海登陆和中国军民的大反攻，曾强迫数以万计的山东平民和战俘在青岛、济南、海阳、张夏等地修筑据点式半永久工事，其中不少属于“死亡工程”。除上述两例外，其他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山东是日本掠夺劳工最多的省份之一，究竟掠夺了多少已难以确定。上述一个旅团一次扫荡掳掠2000多名。1941年12月，日军对沂蒙山区“铁壁合围大扫荡”，就抓捕了约10000名。仅鲁西北几个县很不完整地统计即达69605人；日照20个区的15个区即达4522人。胶东被抓壮丁是比较多的，据抗战胜利后五县一市十四个区的不完全调查，八年被捕捉壮丁（劳工）达29万人，被强征劳役128亿零6千万人天。全省被抓劳工统计数字不一，少者为120万人，多者不下于200万人。（赵延庆）
（古城台儿庄网社教部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