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泇运河与黄河关系研究

泇运河与黄河关系研究

李振启

 

黄河与大运河，都是我国著名的河流，而且都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过，黄河是一条自然的河流，而大运河是一条人工的河流。二者的人文色彩都很浓厚，因为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是中华巨龙的象征，是“龙的传人”的主要载体；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2014年6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中国大运河重要河段的泇运河，古往今来在辽阔的鲁南苏北大地上，神奇地演绎着与黄河争战的故事。因二者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产生了众多的成语，诸如借黄行运、借黄行漕、引黄济运、黄运平交、黄运立交、黄运合流、黄运相亲、黄运分离、黄运分治、黄运矛盾、黄水破运、黄河乱运、治黄保运、防黄济运、遏黄济运、以黄济运、防黄保运、避黄行运等等。这说明，泇运河与黄河息息相关、休戚与共，有时相互依存、互济共生，但更多的是相互斗争，构筑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水利航运图。

一、泇运河的前身泇河曾是黄河的支流

泇运河地处鲁南苏北，经过台儿庄，历史上称为泇运河，1955年由水利部门改称韩庄运河，但在学术上人们仍然称为泇运河。泇运河开成于明朝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上至山东省微山湖口处的夏镇（今微山县），下至江苏省邳县（今邳州市）的直河口，共260里。其中在山东省境内的160里，峄县110里，滕县50里，另100里在江苏省邳县（今邳州市）境内。目前，泇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一段，无论是水利上，还是在航运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价值。

泇运河的名称，来自于泇河，由泇河演变而来。原来的泇河，是一条天然的河流，明万历年间经过人为的改造，上游与鲁南的微山湖联通，下游与苏北的古黄河联通，成为京杭大运河的组成部分，因此泇河摇身一变，就成了泇运河。

泇河，发源于鲁南山区，源头分东、西两支，即东泇河、西泇河。《明史.河渠志》记载：“泇河，二源。一出费县南山谷中，循沂州西南流；一出峄县君山（今抱犊崮），东南与费泇合，谓之东、西二泇河。”这两支泇河流经鲁南的峄县（今枣庄市）、苍山县（今兰陵县）和苏北的邳县（今邳州市），在苏北的泇口处汇合后，与西来的薛河、彭河之水互融，下汇沂水，至邳州入黄河。《沂州府志》载：“东泇水自费县旗山下发源，东南流入兰山界，经卞庄塔子山后分两支，一支直南，趋三合村合阳明河水，达邳州境之泇口；一支绕东南流汇入郯城县界之芙蓉河，亦达邳州境之泇口，二支交汇复与西泇水会。”西泇河 发源于峄县（今枣庄市）东北的水涧沟东、高山西坡，流经峄县北部、苍山县西部。原河道在江苏省邳州市岔河镇与汶河并流，经泇口入中运河。《沂州府志》载：“西泇河出费县抱犊山下，东南流经兰山县界，由神峰山城阳桥作字里老鸹巷至朱家楼入邳境，下达泇口与东泇河水会。”

历史上，泇河水系原是泗水支流。泗水，亦称清泗，别名清水，源出今山东泗水县东五十里陪尾山。因四源并发，故名泗水。《尚书· 禹贡》所记载的“浮于淮泗，达于河”，以及《孟子》中记载的“禹开九河，开汝汉淮泗通于江”， 泗即泗水。《史记·夏本记·正义》记载：“泗水源出兖州泗水县东陪尾山，其源四道，因以为名。”泗水出源头，西南流，在山东省鱼台县东转东南，经江苏省徐州市循黄河故道至淮安西南入淮河。泗水流程长，辐射范围广，一些地名的来历，比如山东省的泗水县，安徽省的泗县，以及江苏省的泗洪县、泗阳县、淹没在洪泽湖底的泗州等，均与源远流长的泗水有关。正因为泗水河历史悠久，负有盛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下了“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写下了“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清乾隆帝写下了“四泉流作泗水源，乳窦灵根今古翻”。孔子“逝者如斯夫”的千古名句，也是在泗水河畔留下的。《辞海》则将泗水与汴水的合流通道定义为“从中原通往东南的水运干道。”金后徐州以下泗水河道为黄河所夺。黄河夺淮河、泗水后，泇河就演变成了黄河支流。

二、借黄行运是泇运河开凿的背景

 现在的鲁南苏北一带，包括枣庄市、济宁市、徐州市、宿迁市等，早在大运河开通之前，古代先民即借助于千里流长的泗水，向北则通过汴水、菏水联系文化繁盛的中原，向南则与淮水、邗沟对接融入经济活跃的长江流域，从而构建了可北上齐鲁、南下江淮、西通中原、东达大海的庞大水运网络。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为抵御金兵南下，东京守将杜充在滑州人为的决开黄河堤防，造成黄河改道，向东南分由泗水和济水入海。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黄河在开封北面的仪塘湾决口，为了开通漕路并宣泄沥涝，工部尚书贾鲁主持疏通汴河、蔡河，挽黄河向东南流，从今兰考县东流出，经曹县南、商丘北、砀山西、萧县北，直至徐州入泗水，由泗入淮，史称贾鲁河。明代弘治年间，修筑太行堤之后，黄河全流经泗水夺淮河入黄海。而元代及明代前中期，漕运在鲁西南以及徐州至淮安间完全借助黄河通漕，即所谓的“借黄行运”，这段运河还被人们称为“河漕”。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于铜瓦厢改道北徙，黄河曾经流经黄河故道近700年。

其实，借黄行运弊病很多，风险很大。 首先，要冒着黄河决口泛滥的风险。“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 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南宋以后，黄河不但河道经常迁徙改道，北并济水、海河，南夺泗水、淮水，而且频繁决溢，对漕运产生极大影响。在徐州以上向北决溢，则必然冲决运堤，向南决溢则导致水位低落。只要黄河决口，必定迟滞漕运，甚至船毁人亡。《邳县志》记载：”元大德七月，黄河于杞县决口，邳州再罹黄泛。”《枣庄航运志》记载：“明隆庆三年（1659年）七月，黄河决于沛县，茶城淤塞，两千余只漕船阻于邳州。”据统计，历史上黄河决口泛滥1500余次，其中较大的改道30余次，重大改道6次，最后一次决口大改道发生在清咸丰五年（1855年。其次，是“闯洪过关”的风险。黄河夺泗入淮，造就和强化了漕运航道上三处激流险关，合称“三洪”，即秦梁洪、百步洪、吕梁洪。这三洪陡岸石崖，暗礁密布，水流湍急，波涛汹涌，漕船闯洪过关，惊险奇绝。苏轼任职徐州时，先后在百步洪处接待了二十多位嘉宾好友，或河边散步，或摇橹同游，留下了数十首亲水、咏水的佳作。特别是《百步洪二首》，说尽了此洪的惊险：“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第三，是黄河沉沙淤塞运道的风险。黄河经过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当流经鲁南苏北平缓的淮泗区域，流速放缓，泥沙便沉积在运道内，从而造成河床淤垫，平均高出地面3至5米，使运道成为“悬河”，严重影响漕船通行。史载，宋神宗九年，黄河秋汛，徐州一带运道淤阻。明代永乐九年（1411年），黄河泛滥，运道淤塞300多里。嘉靖五年（1526年），黄河于曹县决口，徐州以北运道淤塞。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自徐州西北的沙河至吕梁洪一带，运道淤塞100多里。为治理黄河运道的泥沙淤积，历代朝廷和地方政府几乎每年都要招募民工清淤除沙，不仅费时费工，还耗费银两，加重国库和劳动人民的负担。《涌幢小品》记载，明天启朝首辅、东阁大学士朱国帧很形象地惊呼黄河的危害：“黄河者，运河之贼也。舍黄一里，即避一里之贼，其苦如此。”因此，如何防贼避贼，减轻黄河对大运河的侵扰，确保运河漕运的安全，就成为事关国家安危的头等大事。于是，以“避黄行运”为目的的“泇河开凿工程”便成了明代中后期的重大水利选项。

三、避黄开泇的曲折历程

原鲁南苏北的一段运道，走南阳、谷亭，循南阳湖和昭阳湖的西岸，过沛县至留城南下至徐州入黄河，然后是黄运混流而穿徐州，经铜山、睢宁，再经宿迁、泗阳，至淮安。避黄行运，就是要避开这条飘忽不定而又充满风险的运道。避开这条运道而打通泇运河，绝不是一番风顺的。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泇河之议”。开泇行运，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一直处于“奏请启动--搁置--再奏请--再搁置”的状态。自嘉靖六年（1527年）兵部尚书李承勋提出在昭阳湖东开凿新河（后来名为南阳新河）开始，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河总舒应龙于微山湖东的韩家庄挑挖中心沟（亦名韩庄新河），前后跨度68年。在争议的阵容上，大致可分为借黄行运派、开泇行运派和摇摆不定派三股势力。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站在不同的立场，陈述自己的观点，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是开挖南阳新河。嘉靖七年(1528年)，总河盛应期提出废旧改新的具体建议：“昭阳河东，自北进汪家口，南出留城口，约长一百四十余里，可改运河。北引运河之水，东引山下之泉，内设蓄水闸，旁设通水门及减水坝，以时节缩，较之挑浚旧河劳逸远甚，且可为永久之利”。同时着手进行施工。工程过半，因矛盾重重，而被迫停工。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黄河决口漫昭阳湖，运道淤塞，工部尚书朱衡重提开凿新河，获准后，便寻盛应期所开故道，打通南阳至留城一段新河。隆庆元年(1567年)又开凿4条支河，并疏浚了留城至境山一段的旧运淤塞。所开新河自南阳至留城共140里。

三是挑挖韩庄中心沟。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大水，济宁至徐州一带泛滥成灾，运堤溃决近二百里，洪水壅滞于微山湖一带不得泄。二十二年(1594年)，河总舒应龙于微山湖东韩家庄挑挖河渠40里，以通彭河水道入泇河以泄昭阳、微山诸湖积水，这就是韩庄中心沟，亦名韩庄新河，后即为泇运河的上游段。董运启先生在《泇运河的前世今生》中说：“舒应龙在不提开泇而说宣泄决口积水的情况下，实际上成功地开挖了泇河。因此，历史上称他为‘首开泇河’是准确的。”

四是开通泇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黄河于单县黄崮决口南徙，徐州以下航运中断。二十八年(1600年)，河总刘东星受命开通泇河，他循舒应龙韩庄故道，凿良城、侯迁、台庄至万庄河道。遗憾的是，工程才完成十分之三，刘即病故在任上。三十二年(1604年)，李化龙任河总后，继续舒、刘两前任未竟工程，完成由夏镇的李家口至邳州的直河口泇运河全程。其后，河总曹时聘又对泇运河道复加拓展，建坝修堤，置邮设兵，此项拖延数十年的浩大工程才得以最后完成。开凿泇运河当年即见效果，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粮船过泇运者已达三分之二，而借黄河旧道者仅三分之一。三十三年(1605年)过泇运河的粮船已达到7700余艘。从此粮船避开了徐州至邳州一段的黄河运道，大大缓解了因黄河泛滥而造成的对漕运危害。

四、避黄行运是泇运河的历史贡献

泇运河开成通航，是一个永载史册的历史大事件。其主要贡献是避开了黄河对漕运的直接危害，开创了一条安全稳定的新航道，绕过了徐州一带的“三洪”，缩短了航运里程，节省了漕运时间和成本，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百姓，而且对鲁南苏北一带的生态环境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峄县志》记载泇运河开通的意义：“泇河开，则运不借河，有水、无水第任之耳。疏瀹漕决排，皆无庸也。善一。又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二洪自险，镇口自淤，不相关也。善二。借运河则河为政，河为政，则河得以困我；不借河则我为政，我为政，则我得以熟察机宜而治之，其利害较然睹矣。善三。粮艘过洪，每为河涨所阻，运人泇，而安流无恙，过洪之禁可弛，参罚之累可免。善四。”清代陆辉编著的《山东运河备览》记载，漕运总督靳辅说:“有明一代治河，莫善于泇河之绩。”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水利专家李殿魁把泇运河誉为明代运河水利成就的“科技之灯”，他在《治水新论》中指出了泇运河的科技成就：”第一，选线正确。行河路线选在泰山南麓与苏北平原交界线上，避开了黄河的干扰，达到了以湖济运代替以黄济运的目标。第二，彻底实行黄运分治力避黄河对运河的干扰。这不仅在当时是重大的科技创新，只到现在同样是重大的科技成就。第三，为防止黄河乱运，从此进一步加强了堤防，使其长期稳定在湖西曹县、单县、砀山、沛县，在南四湖以南流向徐州，从而避开了对南四湖区域的淤积，促进了南四湖的形成。”

 

                                                                                                              （古城台儿庄网社教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