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论济、枣两地及南旺分水和泇河运道的历史地位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济宁、枣庄是一家”的说法，对此我没有深入考证。但是我想，除“屋搭山、地连边”的地缘关系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元代开通京杭大运河之后，从水上把两个地方更紧密地连接起来，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讲的“一衣带水”的缘故吧。正是以水为“缘”，使两地结下深厚友谊，并且由于运河的“长流”而使这种友谊得以“长存”!
我在题目中用的第二个短句是“铁肩共担道义”。原文“铁肩担道义”是明朝忠臣杨继盛名句当中的一句，革命先驱李大钊十分推崇杨的品德，在1913年主编《晨报》副刊时，在创刊号上选刊了这一句作为警语，意思是凡爱国志士就应当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坚守真理正义，追求美好理想。我把这一名句引用过来并加了一个“共”字，是说处于重要位置的济宁、枣庄两地的先民们为了实现保障大运河畅通无阻，进而为国家富强尽责、为沿线人民造福的美好理想，共同承担起建设大运河的历史责任，创建了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开辟了泇河运道，作出了名留青史的重大贡献。
所以把副题定为“散论”，是因为既然来到家里，发言就随和了很多。下面围绕济宁、枣庄两地及南旺分水、泇河运道在中国大运河中的历史地位和科技价值这个主题讲三层意思：朝廷关注的特殊地理环境，异曲同工的神奇工程效果，惠泽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同家里人及诸位专家商榷。
一、从地理环境上看，济宁枣庄两地都是让朝廷忧心进而高度关注的区域
中国大运河全长1798公里，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在这么广阔的行政区域和流域之内，地形地貌的差异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运河的开凿和运行遇到了诸如地形高低悬殊、水位不平衡、黄河以北水源不足，以及黄河流域黄运交会、运道经常淤塞和决溢等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大都集中在山东段运河的济宁段和枣庄段。当然，其他河段也遇到了一些难题。譬如，“三湾”是古运河流经扬州附近的一段航道，从“三湾”的起点到江边的瓜州渡直线距离不到23公里，但由于北南落差太大，若直线陡降，运输极不安全。为降低坡度，减缓流速，便花费很大力气，不得不拐了一个复合的S形的弯，把河道延长到了30公里。但这类工程遇到的困难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真正的也是最大的难题还是在山东段运河尤其是济宁段和枣庄段。主要是两大难题，即“水荒”和“黄患”，也可以说是“水源少”和“黄河扰”。
先说“水荒”也就是“水源少”的问题。天然河流都有发源地，除非特殊情况，一般不会缺水的。但运河是人工开凿的航运渠道，必须借助现有河流或者湖泊的水解决水源问题。明代的运河，从通州至天津一段利用潮白河道，从天津至临清利用卫河，都较好地利用了天然河道，问题较少，而长江以南运道地处江南，河网密布，运道畅达，也费工不多。相比之下，困难最大、费工最多的就是山东段运河。由下图可见，山东段运河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枢区段，自台儿庄到临清的山东段运河，两端低洼，中间隆起，状如拱桥，特别是济宁城北的南旺为运河全线的至高点，被称为“水脊”、“驼峰”。史载，从这里向北到御河边的临清，高差达90尺；向南到黄河边（元代黄河夺淮水入黄海）的沽头（今江苏沛县城西），高差达116尺，实际相差达几十米，通水相当困难，在历史上堪称运河全线的“老大难”区段。如何保障有足够的水源，让滔滔运河水翻山越岭“爬”过这百尺水脊，让船队顺利地越过这百尺水脊，就成为运河成败的最大难题。因此，济宁段运河就成了当时朝廷的一块“心病”，备受历代王朝的关注，是朝中政务经常廷议、部署实施工程的重要区域。
解决上述难题的是元代郭守敬、马之贞“‘四水’济运，南北分流”和明代宋礼、白英“引汶济运，南旺分水”的构想。特别是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创建，从根本上解决了大运河水源补给的问题，保障了京杭大运河在明清两朝近500年间的漕运畅通。由此，朝廷就更看重这项工程所在的济宁段运河和济宁。
上述史实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山东段运河是整个运河的关键，济宁河段则是关键中的关键，而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居高临下的南旺。史籍称济宁为“南控江淮，北接京畿”，“处漕渠之中，襟带四方”，“闭则为锁钥，启则为通关”，就是当时济宁段运河险要程度的真实描述。这也就是当地群众通常讲的“济宁通则全河活，济宁塞则全河停”。正是因为地理环境的这种特殊性和对于运河的极端重要性，才引起历代王朝对济宁段运河的高度重视。所以，元明清三代朝廷都把治运司运的最高结构和相应的军事结构放在济宁，从而成就了济宁作为“中国运河之都”的辉煌。
再说“黄患”也就是“黄河扰”的问题。要说清这个问题，首先应粗线条地了解一下黄河的历史。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具有“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有史以来，在西起郑州、北至天津、南抵淮河口的黄淮海大平原上，它时而北流注入渤海，时而南流夺淮进入黄海，来回滚动，到处留下了变迁的轨迹。在元代开通大运河之前的1168年也就是金世宗大定八年，黄河决口，夺淮入海，这就是以后黄河长期走南线的开始。之后历经明代，一直延续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大清河入渤海之前。从元到明嘉靖时期，京杭大运河均在徐州与黄河相交，徐州至淮阴段利用黄河河道行运，使黄河与运河始终处在你死我活的纠缠中。黄河无定型，常常决口泛滥，淤塞航道，致使运河漕运时断时续。
在明代，自永乐十一年（公元1415年）海陆二运皆罢之后，京杭大运河就更加明显地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生命线”，由于黄河扰运害运而直接威胁生命线畅通的问题也更加突出。据统计，从嘉靖六年（1527年）至万历三年，邳州经徐州至济宁运道发生“黄河害运”事件就达10余次之多。《明史》记载较确切的有：嘉靖四十四年七月，河大决沛县，漫昭阳湖。由沙河至二洪，浩渺无际，运道淤塞百余里；隆庆三年七月，河决沛县，茶城淤塞，粮艘2000艘皆阻邳州；隆庆四年九月，河决邳州，自睢宁至宿迁淤180里；隆庆五年四月，河复决邳州王家口，自双沟下，南北决口十余，损漕船运军千计，没粮40余万石，而匙头湾以下80里皆淤；万历元年，秋七月，河决徐州。对于黄河扰运、害运，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防止黄河冲毁运道，朝廷在治黄以保漕运的指导思想下，展开了几次大规模的治理黄运工程，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黄河泛滥对山东段运河的侵害，济宁以北会通河一段的黄患大为减少。但由于实行北堤南分，对黄河的下游却任其泛滥不治，以至在明代后期黄河害运集中在徐州上下运段，迫使朝廷重点对济宁以南的运道进行改造与治理，于是，枣庄、台儿庄开始进入朝廷的视野。特别是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开始提议开泇，到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开成通航，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里，朝廷上下围绕是继续“借黄行运”、“引黄行运，还是避黄行运，反反复复进行了十几次大规模的争论，史称“泇河之议”。参与“泇河之议”的历史人物多达30余位，他们中有位高权重的尚书，有恪尽职守的漕河大吏，也有经验丰富的各级官员。争论涉及到的核心地域当然就是枣庄、台儿庄。枣庄、台儿庄由此被越吵越热。
当然，运河东移，瞄准开泇，是由泇河所处的的优越地貌条件决定的。其一，泇河从马家桥至邳州直河口入黄，线路直接，开凿节省人力物力；其二，泇河自身水源丰富，其源头平地仰出，涌起数尺，与趵突相似，“旱涝无所增减”；其三，峄县多山多水，所有境内川渠泉源，汇集起来可全部注入漕河，更保证了泇河的有充足的水量。泇河运道的开通，使黄河害运的困扰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与此相联系的，枣庄、台儿庄在朝廷的地位也越来越重。当时，山东运河分四段，泇河是四段之一段；管河官设六厅，其中一个厅以泇河命名，可足见泇河地位之重要。
讲到这里，可以作一个小结了。咱们济宁枣庄在历史上之所以被朝廷看重，并为建设大运河作出重大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们常讲的一句熟语，就是“时势造英雄”。虽然这句熟语讲的是人的命运，但“事不同而理同”。正是由于当时政治中心东渐北移的国家大势和济宁、枣庄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才提供了运河东徙并且途经济宁、枣庄的历史机遇，成就了济宁、枣庄历史上的辉煌。
二、从工程发挥的作用看，分处两地不同风格不同功能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和泇河运道在保障大运河漕运畅通上显现出同样神奇的效果
在中国大运河发展史上，有一道令人叹为观止的瑰丽景色：在明朝同一个朝代出现了两项关系运河生死存亡的重大工程：一个是位于济宁市汶上县境内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一个是枣庄泇运河。这是咱们济宁人枣庄人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当然，这两项工程分处济宁、枣庄两地，风格、功能都不尽相同，但从保障大运河漕运畅通上却显现出同样神奇的效果。
对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伟大创举造就的伟大工程。就是说，从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看，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而这项工程的建造成功，又是我国劳动人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让自然为人类造福的一个伟大创举！
正如前面所讲到的，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运河就成了维系国家政治经济的命脉。运河一日不通，京城惊恐万分。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明代永乐年间，有工部尚书宋礼采纳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并同白英一起，历经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创建的。这项工程由首尾相继、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五个部分组成：他们在高程高出南旺地段13米的戴村拦河筑坝引汶水南行，走高避低，沿新疏浚、开挖的大小80多道弯近70公里长（直线距离只有38公里）的小汶河流入南旺进行分水；为保证枯水期运河畅通，在汶上北部沿山勘泉，把400多眼泉源的水汇流成泉河，与小汶河会流；又开辟马场湖、南旺湖、马踏湖、蜀山湖、安山湖五个“水柜”用来调蓄运河水量。同时，为了有效控制水流，在南旺向北、向南的运河主干道上相继建节制闸31座。在小汶河与大运河交汇处的丁字口，筑砌一道近300米的石护岸，并在河底设了分水“石拨”，也称作“鱼嘴”，使汶河来水南北分流，达到南接淮、黄，北通漳、卫，形成了“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分水奇观，从而最终使京杭大运河济宁段因地形高差大造成的水源不足，以及管理不方便等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由于这项工程的创建，从根本上保证了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贯通，这对明清两朝近500年间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南北文化的交汇，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仅以漕运为例，由于水源问题没解决好，“终元之世，海运未罢”，年漕运量只有30万担；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建成后，年漕运量达到400万担，多时可达800万担，如果加上流通的商品，年货运量高达3500万担。南旺也成为商贾云集，货物山积的重镇。
之所以说这项工程的创建成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分水点的选择是保证工程成功的关键。元代郭守敬主持开凿途径济宁的运河，就已经意识到济宁以北水源不足，也修建了会源闸，也叫天井闸，实行“四水济运”、南北分水，但遗憾的是，这个分水口选在了高程比南旺低3米的济宁城区，结果分向北面的水无法通行；而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把分水点放在南旺，就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二是工程的科学价值和工艺水平，可与李冰父子兴建的四川都江堰相媲美。整个工程，从筑坝拦水、开河引水、勘泉补水、水柜蓄水、建闸节制水流，到通过鱼嘴完成南北自动分水，形成了一个十分科学、完整、缜密的系统工程，真可谓神妙绝技，巧夺天工。近600年来，这项工程一直被视为我国古代水利建设的一大奇迹，受到广泛的称赞和推崇。明代朝廷在此建分水龙王庙、水明楼和表彰治水功臣的宋公祠、白公祠等，形成了规模较大、宏伟壮观的古建筑群。清代康熙、乾隆下江南均驻跸该地，乾隆六下江南都在此留下了碑刻。康熙帝在《敕封永济神开河治泉实迹》中写道：“此等胆识，后人断断不敢，实亦不能得水平如斯之准”，真是“创无前而建非常也”。许多水利专家说，这项工程即使在现在也不失为妙手杰作。19世纪初，荷兰水利专家方维因参观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后，给予了很高评价：“此种工程在十四、十五世纪工程学的胚胎时代，必视为绝大事业……今我后人见之焉得不敬而且崇耶”。1965年，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山东省党政主要负责人时对这项工程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并称赞当年策划、主持修建这一工程的汶上老人白英为“农民水利家”。我国许多水利史学家认为，该项工程在科技含量上代表了中国古代水利建设的最高水准，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话来讲：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是京杭大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心脏”工程。
对泇河运道，如果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好事多磨’‘磨’出来的‘标杆工程’”。康熙年间著名河督靳辅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代治河，莫善于泇河之绩。”没有比泇河更好的，那泇河不就是“标杆工程”了吗？
当然，创建“标杆工程”绝非易事，经历了一个“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磨练过程。到了明代中后期，黄河扰运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由黄河泛滥所造成的影响和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迫使朝廷实施避黄保运，重点对济宁以南的运道进行了改造与治理。从隆庆三年，即1569年，河总翁大立首提开泇河，并得到工部尚书朱衡的支持，但最终以工程巨大，耗费甚巨而作罢。到万历三年，即1575年，河总傅希挚复请开泇河，仍未被采纳。万历二十一年，1597年，大水，溃堤。二十二年，1594年，河总舒应龙于微山湖东韩家庄挑河渠40里，这就是韩庄新河，后即为泇运河的上游段。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河总刘东星受命开通泇河，他循舒应龙韩庄故道，凿良城、侯迁、台儿庄至万庄河道，工程完成十分之三，刘即病故。三十二年，1604年，李化龙任河总后，继舒、刘前任未完工程，完成由夏镇的李家口至邳州的直河口泇运全程。其后，河总曹时聘又对泇河运道复加拓展，建坝修堤，置邮设兵，这项拖延了近30多年的浩大工程才得以最后完成。开凿泇河当年即见效果。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粮船过泇运者已达三分之二，而借黄河运道者仅三分之一。三十三年，1605年，过泇运的粮船已达到8000余艘。从此粮船避开了徐州至邳州一段的黄河运道，大大缓解了因黄河泛滥而造成的对漕运的危害。当然，全部完成避开黄河作运道的改造，直到清代康熙时才由靳辅开凿中河后得以实现。
泇河从夏镇、经郗山西到韩庄、台儿庄、直河口（邳县黄河北岸），长260里。泇河运道的开通，为“避黄行运”寻求到一条成功之路。其一，泇河运道避高就下，因势利导，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作天然屏障，遏黄河于运道之外，有效地减轻了黄河对漕运的制约；其二，这条航道除了避开黄河，远离徐、吕二洪之外，同黄河运道相比，还缩短航程180余里；其三，从政治上讲，泇河运道的开通，不仅实现了在正常情况下漕运的安全、稳定，更重要的是解除了压抑在明廷朝野上下200多年的一个心腹大患。这充分证明了黄泇分治、避黄保运的战略是成功的，也为靳辅所说“一代治河，莫善于泇河之绩”提供了基本依据。
泇河在其开通之后的400年间一直是京杭运河中的一段主要航道，它和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一样，在京杭运河史上成为里程碑式的工程。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解决了运河的“水荒”即“水源少”的问题，而泇河则在解决运河的“黄患”即“黄河扰”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果说“济宁通则全河通”，那么“泇河顺则全河顺”，这一“通”、一“顺”，上下衔接，珠联璧合，才保障了京杭大运河的漕运畅通，进而在那个时代为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从文化层面上看，南旺分水和泇河运道创造的精神财富更是弥足珍贵
人活世上，难能可贵的是精神；作为一项水利工程，其中蕴含的精神财富同样是弥足珍贵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和泇河运道就是这样。这两项工程不仅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治水科技成果，而且积聚了流芳百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是，顺应自然的人水和谐思想。当年白英在创建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时，提出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借水行舟，引汶济运”，一个“借”，一个“引”，体现的是在顺应自然中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理念，也就是人水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实践过程中，他们依地势水性顺势而为，在高出南旺13米的戴村建坝拦水，把水引到南旺，引来的水完全靠自流；把分水点选到南旺，这里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至高点，在这里向北向南分水也完全靠自流。这同四川都江堰的建造原理是一致的，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泇运河是避开黄河开辟新的运道，成功之点在于突出了一个“避”字。这一在中国水利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举措，它的可圈可点，决非仅仅是同南旺分水一起成就了京杭大运河的400年畅通，更值得赞颂的是运道东移、再东移的观念转变、战略转移。一个“避”字，同样集中体现了人水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泇运河开凿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人们在同黄运打交道的过程中自觉按规律办事的必然结果。
二是，各具特色的运河城镇文明。运河的开通和兴盛，促进了沿运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同时也催生或提升了一批运河城镇。济宁的历史虽然十分悠久，但由于种种原因，运河开通前却是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小城。南宋爱国名将文天祥被俘解往大都途经此地时，曾留下了“百草尽枯死”、“路上无行人”的诗句。运河开通途径济宁的历史机遇，为济宁提供了一条开放交流的大通道，不仅把济宁的商业文明推向鼎盛时期，使济宁在明清时期成为全国著名的33个工商业大城市之一、运河沿线7个对外开放的重要商埠之一，而且成就了济宁“江北苏州”和“中国运河之都”的美誉，使济宁在今天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能够成功地打出“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宁”的品牌。在枣庄，由于泇河运道的开通，也使台儿庄成为京杭运河上重要码头、商业重镇。“时至今日，台儿庄至微山湖的运河道上，仍能看到数量庞大的船队，满载煤灰等货物，穿梭往来，可以遥想当年漕运的发达。运河两岸仍点缀着一些古码头、古街道、古村落等。台儿庄城区内的古运河下游，历经沧桑，仍然保持着清康乾盛时的原貌”。在商品经济推动下，台儿庄经济奇迹般地发展，同时也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为明清民族工业萌发地之一”。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由于泇运河联通大江南北，从而使台儿庄吸引了众多侨居海外的人特别是台湾人，使台儿庄成为国内重要的侨乡。同样的结果，由于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创建，也极大地带动了南旺镇的发展和繁荣。当时南旺镇兴起了规模较大的南旺、十里闸、柳林闸三大市场，南北客商到此停泊靠岸，游山玩水，兼做交易。当地的芦苇、苘麻、粮食等土特产品输入外地，换回竹器、瓷器、丝绸、茶叶等生活用品。那时南旺周围河河相通，渠渠相连，湖湖相依，泉泉相映，到处碧波荡漾，五谷丰登，胜似江南水乡。不少当地群众到现在还经常自豪地讲起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顺口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南旺。”
三是，为国分忧的崇高精神境界。史学家曾经把不可一世的大明天子朱棣的历史贡献归纳为三条：组织郑和下西洋，大规模西征可汗，治理京杭大运河。可是，今天鲜有人知的是，当时治运的最大难点就是南旺“水脊”难以通水，而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完成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这一宏伟大业的，不是达官显贵，也不是“专家”、“权威”，而是济宁市汶上县一位名叫白英的民间百姓。当然，作为封建官吏，工部尚书宋礼“上体国忧，下悯民困，劳心集思，广询博采”，并同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一起为白英施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环境，也是难能可贵的。白英作为一介平民，他“身处岩穴而心在天下，行在一时而功及万世”的品格和境界更是光彩夺目。为了创建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白英和由他率领的众多民工，在测量、施工工具十分简陋的情况下，进行了长达八年时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建造出可与四川都江堰相婢美的伟大工程。在将近三千个日日夜夜里，白英和民工们无怨无悔地进行着辛勤的劳作，克服了不知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操劳过度，当工程告竣，白英随宋礼赴京复命时，于德州桑园呕血而死，年仅56岁。泇运河的开凿同样经历了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从最初提议开泇到泇运河开凿成功，再到万历皇帝驾崩那年最后一次下诏完善运河设施，历两朝50多年。在这期间，著名河臣翁大立、傅希挚、舒化龙、刘东星、李化龙、曹时骋等忍辱负重，竭尽全力，前仆后继，不惜将生命献给泇运河的开凿工程。譬如，万历三十二年，总河李化龙奉命开凿泇河，当工程紧张施工之际，他母亲病故，按当时朝廷的规矩，李化龙必须回家服丧，另一位总河曹时骋立即跟上来代行李化龙的职权，指挥完成了剩余工程。再如，万历二十八年，总河刘东星在开凿泇运河的过程中，恪尽职守，积劳成疾，工程只完成十分之三，已难以再坚持下去。他请求谢职养病，结果是“屡旨慰留”。最后，这位“历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的清官能臣，以身殉职在自己的岗位上。白英、宋礼、李化龙、刘东星、舒应龙等斯人虽去，但他们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敢于担当，不避艰险、自强不息，勤奋敬业、鼎力革新的精神，以及不畏权贵、坚守正义的浩然正气，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生动写照，也是运河文化的精髓。这是现在我们弘扬民族精神和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好教材，是我们今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二十一世纪是文化引领社会发展的世纪。新世纪总的发展趋势是城市以文化论输赢，企业按文化排座次。运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能够引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先进文化。作为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济宁枣庄的运河文化，更是独具特色，格外厚重。只要我们着眼全局，立足本地，矢志不渝地坚持深入发掘运河文化，潜心保护运河文化，科学利用运河文化，充分发挥运河文化的引领作用，咱们济宁、枣庄就能够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济宁、枣庄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这篇文稿吸纳了省和济宁、枣庄多位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者：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杜庆生）
参阅文献：
1、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
1、孙培同：济宁段大运河与黄河之变迁；
2、董运启：
（1）从曹时聘《泇河善后事宜疏》看枣
庄段运河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2）黄承玄与他的“经始泇河议”；
（3）历史上的“泇河之议”。
4、沙朝佩：试论万历开凿泇运河的历史背景、时政影响及成因；
5、柏恕斌：泇运河考略；
（古城台儿庄网社教部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