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运河，即枣庄市境内的台儿庄、峄城、薛城、滕州等人工河流的总称。鉴于上述四个河段的通航历史与文化内涵不尽相同，为便于同相邻城市运河文化地比较研究，本文拟以市区南部的明代泇运河为背景，就枣庄运河文化的历史渊源、个性特征与未来发展趋向等问题,发表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齐（鲁）、楚交织的多元文化和汉、回融合的社会形态 ,是枣庄运河文化历史渊源的两大焦点
所谓文化渊源，就是导致某一文化门类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放眼运河沿岸各兄弟城市的运河文化，之所以表现为大同小异，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京杭大运河文化这个“父体”，同各个地区的本土文化这个“母体”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我认为宏观上的运河文化研究，应着重在“求同”上大做文章，做足文章。并应通过定期的发布一些令人信服地学术研究成果， 为本城市的运河文化研究工作赢得“一席之地”；而微观上的运河文化研究，则应更多地在“求异”上下大功夫，花大力气。要通过与江南、江北，特别是相邻城市运河文化的比较研究，切实厘清本城市运河文化的历史渊源，个性特征和发展趋向。这对于我们充分地认知本城市运河文化的研究价值、进一步地明确运河文化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京河运河枣庄段，位于苏北鲁南交界之地。由于地理和人文历史方面的多重原因，致使这一地区的运河文化，既不同于山东济宁及其以北地区的运河文化，也有别于江苏徐州及其以南地区的运河文化。
其具体表现：一是它们的文化渊源不尽相同。例如，枣庄市的北邻――济宁，是我国典型的孔孟之乡。其受齐鲁文化中的精髓――儒家文化的影响，至今仍然根深蒂固。故济宁市政府将其运河文化定位为“儒商文化”，是有一定道理的。而枣庄市的南邻――徐州，虽然北距济宁腹地不足200公里，但该市的运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却更多地受到楚淮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所以目前，尽管笔者尚不知晓徐州市运河文化的定位内容，但可以想见，它与济宁市的运河文化定位必然有所区别。相比之下，曾经位于齐、楚两国“拉锯之地”的枣庄地区，其运河文化的历史源头，既不可能象济宁那样偏重于“齐（鲁）”，也不可能象徐州那样偏重于“楚”，而是以齐（鲁）为主，齐（鲁）、楚并存，兼而有之。再加上历史上的枣庄境内，还曾生活着与孔子、孟子旗鼓相当的墨子、荀子等古代圣人，使这一地域的本土文化更加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而且，这种多元化的文化特征，一直在左右着枣庄运河文化的发展进程，并主宰着它的灵魂。
二是它们的人口结构不尽相同。千百年来，尽管由于大运河经济的常年拉动，使许多沿运城市相继迁入了一批外地人口，但相形之下，真正能够称得起“移民城市”的恐怕只有枣庄一家。据笔者初步考察，自明朝初年朝廷发动的山西向山东的大移民算起，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六百余年间，枣庄地区超过万人的大移民将不少于六起。例如：明末清初，枣庄段运河通航后的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伊斯兰民族的大移民；清末民初，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煤矿公司），投产前后的枣庄地区周边县镇以及中原地区的矿工大移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办纲铁”、“大办煤炭”的上海产业大军和山东济宁、荷泽地区的民工大移民，以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转业军人和随军家属“大移民”等。尤其是数以万计的伊斯兰民族和上海市的产业大军迁入枣庄地区之后，不仅改善和优化了当地的人口结构，而且带来了许多新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符号，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汉、回等多民族同生共荣、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与历史文化背景。这种让外来人口“迁得进、留得住、过得去”的移民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枣庄人民自古以来就有“近圣好义”、“宽缓阔达”的宽广胸怀与淳朴民风。
三是它们的饮食习惯不尽相同。比如，枣庄人爱饮绿茶。根据笔者的保守估算，目前，枣庄地区（包括西部矿区）的茶民将超过60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茶民偏好浙江“龙井”。是浙江绿茶在山东乃至整个江北地区屈指可数的几个旺销地区之一。而同处运河两岸的聊城、泰安、德州三市市民，虽然也爱饮茶，但他们饮绿茶的茶民却不及饮花茶的比重大。再如，枣庄人爱吃辣。并以“菜辣、饭辣、汤亦辣”作为当地民间饮食的主要特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许多枣庄人除了爱吃“辣鱼”、“辣豆腐”、“辣子鸡”等鲁南名菜之外，还喜欢在大暑天里吃“暑羊”。据说，最初这个饮食习惯，只是在回族兄弟中盛行，而大批的汉民兄弟参与进来，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这20多年间。最近几年，枣庄人又创办了一个由上万人参与活动的“伏羊节”，而且这个“伏羊节”的举办规模一年胜过一年。致使枣庄地区近年来的羊肉单价大大超过了猪肉的单价，却仍然供不应求。而聊成、泰安、德州地区，虽说也生活着一定数量的回族兄弟，而且这些回民兄弟也都是以牛羊肉作为他们的主要肉食。他们那里之所以没能形成地区性的“羊肉汤文化”和“辣子鸡文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说是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地方的汉、回融合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又如，枣庄市的城镇居民，通常把大米当作一日三餐的主食之一，其中有三至四成的家庭，几乎天天吃米饭。显尔易见，枣庄城镇居民的这一饮食习惯，与四十余年前数万名上海市民举家迁至枣庄地区，并分散居住和生活在城镇、矿区百姓之中，对周围邻居的潜移默化不无关系。而聊城、泰安、德州三市市民，虽说平时也喜欢吃大米饭，但常年累月以大米作主食的家庭，或许占不到一至二成。
当然，与枣庄同处微山湖畔，且呈“三足”鼎立之势的济宁、徐州，其饮食风俗基本相同。但或许是因为济宁的人口结构与枣庄、徐州相比，还缺少某些人口要素。所以，相当一部分济宁人并不能象徐州人那样，更能适应于枣庄人的饮食习惯与偏好。
二、靠河吃河的求生意识和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是枣庄运河文化本质特征的两大亮点
凡是了解京杭运河史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枣庄段运河最古老的河段，至今也不过四百余年的历史。所以，无论它的开凿年代，还是它的岸线长度，都是沿运几十座地级城市中无可争议的“小老弟”。但是，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枣庄段运河却扮演着许多运河河段所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因而也使它的历史文化内涵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个性特点。笔者认为，深度地挖掘它的这些个性特点，不仅有助于大力弘扬枣庄地区主流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文化产业的长足发展，而且也能进一步地提升运河文化研究，保护与开发的力度和水平。
那么，枣庄运河文化究竟有哪些与众不同的个性特点呢？它的这些个性特点在京杭大运河文化的宝库中，究竟能够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呢？
下面，我想着重从两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探讨，以抛砖引玉。
首先，我认为，运河文化的本质之一，就是在本能的生存意识的支配之下自发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生存文化。即：为了生存而开挖运河；为了生存而治理运河；又为了生存而利用运河。且自古至今，从无休止。而人们常说的与运河文化相关联的所谓河道文化、漕运文化、水利文化、造船文化、商业文化、移民文化、教育文化、治安文化等等，无一不是由生存文化派生出来的文化分支。由此可见，京杭大运河文化就是世世代代的运河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生存文化。然而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枣庄运河文化的深入研究，你会发现，枣庄运河人历来就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河存吾生，河亡吾亡”的朴素而又本能的“求生”意识，而且这种本能的“求生”意识，较之于其他地区的运河人来说，可能表现得更加持久，更加强烈。譬如：
（一）从开凿史来看，京河运河枣庄段是在黄河决口，运河河道淤塞，漕运中断，京师物质供应日趋吃紧的危急关头，由明朝朝廷下令开挖的一条东西向的漕运连接线。而自从有了这一不足百里的运河河段，才使得枣庄运河地区的老百姓，从最初的恨运河，逐步发展到爱运河，进而把运河的兴衰存亡同一家一户的兴衰存亡紧密地联接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着这一利国家、利地方，乃至于利百姓的水上交通大动脉。其持久而又强烈的求生欲望略见一斑。
（二）从通航史来看，京河运河枣庄段两岸地势低洼，洪涝严重，素有“洪水走廊”之称。但通航四百余年来，虽几经淤塞，却又很快得以疏浚通航。即使是在1900年清朝政府正式颁布“停止各省河运漕粮”的诏书之后，它也没有中止过河道运输。特别是解放后的这五十多年间，国家又多次投入大量地人、财、物力，进一步地拓宽航道、修闸建桥、防洪排涝、提高运能，使昔日的“洪水走廊”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和京杭运河苏鲁交界河段上不可或缺的一条主航线。这在整个北方运河乃至山东境内的五大河段来说，都是不多见的。可以说，大运河，给枣庄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枣庄，也让古老的大运河焕发出了新的青春与活力。
（三）从运输史来看，京河运河枣庄段自通航之日起，就开始担负起了南粮北运，北煤南运的重要职责。从某种意义上讲，枣庄段运河还是托起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巨子――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长与壮大的运输大动脉。假如没有这段运河，中兴公司的煤炭运输成本就会增加，产量就会降低，甚至会影响到它的正常生产和销售。由此可以推论，有了枣庄段运河，才有了枣庄的中兴煤矿公司；有了中兴煤矿公司，才修建了枣台、枣临两条铁路支线， 从而沟通了枣庄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继而改变了枣庄地区在鲁南、苏北一带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同样，也可以讲，是枣庄段运河，成就了枣庄早期的煤炭工业；枣庄的煤炭工业又成就了今天的枣庄市；而枣庄市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也恰恰印证了枣庄人那种不屈不挠地求生欲望与同生共荣的团结精神，并将永远地激励着后人前进。
其次，我认为：枣庄运河文化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民族存亡，匹夫有责”、宁折不弯、英勇顽强的英雄气概与民族气节。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枣庄段运河两岸，曾经爆发过中日之间的台儿庄大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扬威不屈之地。同时，它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一支以运河之名命名的抗日武装---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与日伪军进行八年欲血奋战的主要战场。
如果说，1938年春天爆发的“中日台儿庄会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在此之前和之后，由枣庄共产党人领导建立起来的运河支队和铁道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则具有明显的必然性。因此，这种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揭竿而起，共赴国难，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抗争精神，和敢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不达目的誓不罢手的“弱攻”战术，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共产党人的个人魅力，也印证了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的以齐（鲁）为主，齐（鲁）、楚并存，兼而有之的枣庄本土文化的长久生命力。
三、多业并举的黄金水道和生态平衡的绿色运河，是枣庄运河及运河文化未来发展的两大趋势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历史上的运河文化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对于运河的开发与利用，已不再单纯为了“养家糊口”，科学发展、生态平衡、多业并举、绿色先行的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未来枣庄运河及其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而在这样一种社会人文背景之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绝对不能再以损毁或破坏自然与人文资源为代价。人类在运河之上及运河两岸数公里内所从事的各种生产、建设活动，也必须以保护自然生态为前提，要么先予后取、要么多予少取、甚至可以只予不取，让古老的运河真正成为造福一方的“黄金水道”，和传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总之一句话，枣庄运河及其文化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笔者所以提出这一观点，主要是基于如下四点考虑：
第一、 将枣庄运河文化打造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型的新运河文化，能够顺应科学发展的时代潮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枣庄段运河的最大优势，并可在三、五年内初见端倪。其理由，主要是枣庄段运河，既没有象聊城运河那样丰富的水源条件和平坦宽阔的地理条件，也不象济宁运河那样穿城而过，留下两岸积淀深厚的运河建筑，无法形成“江北水城”或“运河之都”那样的人文景观。枣庄运河的最大优势，是它的运输能力强，植被条件好，古代遗迹多，旅游潜力大。假如市、区(市)政府能够统一规划，因势利导，发挥它的整体优势，定能在不远的将来闯出一片新的天地，为全市人民造福。
第二、将枣庄运河文化打造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型的新运河文化，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市上下各地区、各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笔者认为，建设生态型的新运河文化，可以成为市政府和沿运四区(市)政府共同关注的全市性的“建设项目”，而不是象某些同仁所杜撰的那样，把枣庄市的运河文化研究、保护与开发工作的着眼点，放到某一段或某一段的某一点上，能够举全市之力，将沿运生态城镇建设，生态农业开发项目建设，以及红荷湿地建设等项目有机地串联起来，相互促进，加快发展，迅速形成苏北、鲁南别具一格的运河景观。
第三、将枣庄运河文化打造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型的新运河文化，能够有效地改善运河两岸的生态环境，严格地控制各个支流及其上游的水体污染，确保“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顺利实施。大家知道，“南水北调”是举世嘱目的国家级特大型的重点水利建设工程项目，虽然线路长、造价高，但沿线治污更为艰难，需要相关城市政府共同关注、支持与配合。枣庄段运河，作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必经之地，无论从哪个角度考量，我们都应当为此项重点“民生工程”的如期建成并发挥出它的最大效益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将枣庄运河文化打造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型的新运河文化，还能够帮助各级政府进一步地做好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文章。尤其是在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包括林业、渔业)和生态旅游业，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方面，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辟一条新的途径。为此，沿运区(市)、乡(镇)政府和各类经济组织，要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切实抓住“运河申遗”和“南水北调”两大工程的重要机遇，抓好相关产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自觉地摒弃传统的政绩观与发展观，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型的新运河经济与新运河文化的建设，摆上各自的议事日程，相互配合，真抓实干。笔者相信，经过三至五年的努力，一定能使枣庄市的生态运河文化品牌建设初见成效。 (枣庄市建委 陈文平)
（古城台儿庄网社教部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