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在读者眼前的这本诗集，是一本不能平静和闲适的心情来阅读的书。它没有一篇一章可供人消遣，更没有一声一韵能助人安眠。它是晨钟，是号角，是战歌。它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在崭新的世纪里，从一位毕生为祖国和人民事业而斗争的忠诚战士的心灵发出来的。”[1]作为当代政治抒情诗人的代表，贺敬之完全对应了这一评价，他将自我的生命溶化在民族国家的宏大事业中，用最真挚的感情，用最美最强的音符，以磅礴的气势奏出了时代的主旋律，因而被称为“时代的鼓手”、“开一代诗风”的诗人。贺敬之自1939年发表作品，在他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他是人民大众喜爱和尊敬的诗人，是一位有着长久艺术创造力的诗人，他的广为传颂的政治抒情诗《回延安》、《雷锋之歌》等和家喻户晓的歌剧《白毛女》，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一、古城台儿庄飞起的雏鹰
一杯载我三乡去，
诗乡梦乡到故乡。
——《题赠台儿庄酒厂》
古运河城历经风雨，运河水清养育了枣庄人民。1924年11月5日，贺敬之出生在山东峄县（今枣庄市台儿庄区）贺家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贺家窑只有百十来户人家，其中有着三间茅草房的就是贺敬之的家。在他家后面便是贺家窑的教堂，奶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弟弟吃过教堂给的药治好了病。贺敬之小时受教堂虔诚、庄严气氛的感染，有着一颗悲悯、博爱的善心。他家的生活艰难贫困，七口之家只有不到一亩的土地，父亲做集市的粮食经济人，收入微薄。从幼年起，他就帮家里干活，打高粱叶，到地里捡麦穗，送饭，捡棉桃……
贺敬之在很小的时候，念了半年私塾，后来入了天主教堂办的小学，学新学，后来他又到处于台儿庄北边北洛村的私立完小“北洛村私立小学”。1937年暑假不满13岁的他毕业了，他以名列第四的成绩考上了设在滋阳县的山东省立第四村师范。可是，卢沟桥的炮声已经打响，日本侵略军过了黄河，直逼济南，整个华北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山河破碎，草木惊惶。在短暂的学习期间，日本飞机两次来轰炸，随着形势日益恶化，学校决定南迁。年龄小的学员被动员回家。贺敬之回家后不久，台儿庄大战开始了，“古镇一战中外惊”（贺懋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震惊世界的史诗。贺敬之在荒乱的年月打听到自己的母校迁至湖北，总名“国立湖北中学”，总部在郧阳，分校在均县。1938年春，贺敬之带上母亲缝入他衣角的五块钱，联合了其他五个学生一起离家寻找母校。饥寒交迫中他们经历了扒车、步行、遭遇抢劫的流亡之苦，终于找到了学校。
在均县不到半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即将从武汉撤退，学校再度西迁入蜀。贺敬之随学校经陕南步行入川。这是校名由“国立湖北中学”改为“国立第六中学”，总校设在绵阳，贺敬之进了梓潼县城的分校。当时有李广田、陈翔鹤、方敬、廉立文、张超等进步老师活跃在四个分校。四分校办了《锻冶厂》小型铅印刊物，发表师生呼吁民主、宣传抗日的作品。贺敬之积极自觉地参与到救亡运动中去，1939年夏，他步行二百余里找到李广田老师，要求转到四分校，但因人数太多，转校不成。贺敬之与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艾青和田间的诗他不仅爱不释手，还反复背诵。由他发起和四个同学共同创办了“五丁”壁报。贺敬之在他的诗中写到他在文昌庙隐蔽的角落里，“和我的小伙伴们/躲过/三青团的/狗眼/传递着/我们的‘火炬’……/我的《新华时报》/我的《大众哲学》……”正是那时的情景。此时的贺敬之已表现出对文学创作的极大热情，并开始在全国性报刊《大公报》、《中央日报》，以及成都的《朔风》、《诗星》发表他少年时的作品。1939年暑假贺敬之以“艾谟”为笔名，在顾牧之编的《新民晚报》副刊上发表诗歌作品，小小年纪便展示出他在诗歌方面的才华。
“运河一雏鹰，飞出翠屏颠。辗转履国难，红心向延安。”[2]延安宝塔山的熠熠光辉正在召唤着少年贺敬之向它奔去，而延安将成为诗人的第二故乡，无比热情地拥抱这只羽翼未丰就敢展翅飞翔的雏鹰。
二、延安——第二故乡的精神濡染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回延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甚至第二故乡。在古典文学中有一种一脉相承的人文精神，那就是重视人生、重视人性和独立人格，也重视个人对家庭、社会和自然的依存关系，这些都是今天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余光中说：一个人“如果不了解传统而要反传统，那他必然会受到传统的惩罚。”所谓传统，不过是一个民族的先人的最耐久，最优秀的智慧的结晶，流在后人血管里，出入于后人的呼吸系统之中。正如兰陵之于王鼎钧，永远是他抒发乡愁的难忘的第一故乡，故乡已经点点滴滴进入了王鼎钧的精神世界之中。粗犷、质朴、刚烈、正直是山东人的品性，胸怀坦荡、嫉恶如仇而又能忍辱负重是山东人的特点，重伦理、崇礼仪的忠孝观，使得山东人有着强烈的故乡情结。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给予了贺敬之灵魂深处的滋养，从少年到青年，诗人的第一故乡台儿庄赋予了他齐鲁大地上的先民世代传承下来的优秀品质，而延安将成为诗人贺敬之的第二个故乡，它是诗人火红革命生涯的开始，也赋予了诗人灿烂的诗歌生命。
1940年5月，刚满15岁的贺敬之与李方立、程芸平、吕西凡一起，告别了梓潼“那颓唐的小城”，向延安“跃进”。在他们的心目中，延安是希望和光明之地。在关隘险阻，饥渴劳顿中渡过了40余天极为艰险的行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贺敬之据此旅程写出的少年四重奏《跃进》组诗后来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在这里，贺敬之见到了冼星海，而他未来的合作者马可已经到了延安鲁艺。几经周折后，少年贺敬之终于站在了鲁艺门口，骄傲地穿上了灰色的军服。自此，他并没有预见到，一个个人和历史时代的庄严使命，正等待他去完成。
延安，这座古城以金黄的小米喂养出了有雄才大略的一代人，在这里生长出非凡的智慧和意志，生长出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对小小年纪就开始流亡生活的贺敬之来说，鲁艺和延安是诗人精神上的家园，延安就是他温暖的家，来到延安，他穿的是“三号”军装，吃的是小米饭，这六年生活成为他一生最宝贵的时间，从少年到青年，延安精神已经内化为诗人思想感情的元素，“延安情结”使他后来写过很多歌颂延安的诗作。诗人说过“延安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革新精神，一种进取精神，一种创造精神。……延安既是革命的圣地，也是改革的圣地，思想解放的圣地。”“那时所有去延安的人……都有一种追求光明、奋发向上和献身革命的激情。”[3]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延安成为一块充满艺术氛围、激发创作灵感的土地，成为许多艺术家魂牵梦绕的地方。诗人到延安有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感受，在《放声歌唱》中他写道：
而我的真正的生命，
就从这里开始——
在我亲爱的延河边，
在这黄土高原的窑洞里！
16岁的贺敬之初到延安，先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上高中，受到何其芳的推荐，他考上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期。被何其芳称为“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夜歌》）的贺敬之已具备了诗人的天赋和灵气，“我们的生活：/太阳和汗液。”，“我们是小麦，/我们是太阳的孩子。/我们流汗，发着太阳味，工作，在小麦色的愉快里。”[4]，这是他对革命圣地延安的真实体会，阳光普照加生活的汗水，这是延安精神的外化。诗人将自己渺小的“甜蜜而饱满的穗子”融入到谷麦的汪洋大海之中，生命变得更加充实和丰富。他陆续写下《十月》、《雪花》、《生活》、《不要注脚》等诗，表达他初到延安时的兴奋与欢快之情。以后他开始写回忆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和叙事体短诗、长诗。像《小兰姑娘》、《红灯笼》先在墙报上发表，后在铅印的校刊《草叶》上发表，由胡风主编的《泥土诗丛》编入贺敬之的第一本诗集《并没有冬天》中，《并没有冬天》正表现了少年诗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经历以及到达延安后的生活感受，展示了那个历史时代的一个侧面。1941年，贺敬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温暖怀抱中，他“带着向母亲倾诉冤屈的心情”[5]写下了他优秀的少年之作《乡村的夜》，痛彻诅咒了他所经历过的悲惨、黑暗的旧中国社会现实。儿时农村的阶级压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北洛小学旁的村庄里，他亲眼见到长工被地主鞭打的惨景。正所谓“愤怒出诗人”，“忧患出诗人”，在《乡村之夜》中，贺敬之用悲苦、沉郁的笔触描写了一个个让人触目惊心的场面和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形象。这里有被逼上吊的小兰，在迷茫的秋夜抱着仅存的孩子跳河的五婶子；在晒死人的六月天里，夏婶子在高粱地里打点叶子，却被看青人强奸而发疯，变成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20年流浪回到家乡的青年，提着姑母给的红灯笼回家，却被“劫路”的强盗——他的父亲砍死在自家门前；“荒乱成年，再也打不起租子”的农民卖了儿子，妻子上吊，终于喝醉了酒，在风雪之夜死在妻子的坟前；腊月的寒夜，小全的爹被炊断妻病之灾逼得卖了儿子，却在回家时意外碰到了一个弃婴，虽然不得不做“狠心的人”，他还是留下了一吊钱给小孩，可是孩子最终僵死在他怀里。
《并没有冬天》和《乡村之夜》这两部诗集标志着贺敬之诗歌创作的真正开端，他从一开始就自觉以农民的立场，不假修饰地表现真实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痛苦、哀怨、被扭曲、被异化的精神境界，以朴素、深情的语言，反映出与之血肉相连的家乡农民在旧社会的生存惨境和斗争意志，揭露、鞭挞了旧中国压迫农民的罪恶。胡风简练而准确的评价“从来没有见过别人这样写！”真是一语中的。
对贺敬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标志着中国文学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在《讲话》之前，贺敬之已经开始用陕北群众语言写诗，写歌词，像《七枝花》以民歌的形式写成；《讲话》以后，贺敬之在其精神感召下像插上了翅膀的飞马，朝着一个伟大时代飞奔，开始书写欢乐的战斗篇章。
新秧歌，是当时文艺战线上的轻武器，鲁艺的秧歌队名扬陕北，他们的作品人人传唱。贺敬之也创作了秧歌剧《栽树》、《周子山》（集体创作执笔）、《瞎子算命》等，还有著名的歌词《南泥湾》、《翻身道情》，街头诗《选举》等。40年代被称为一个戏剧的时代，当时的大众文艺强调戏剧、曲艺、民间文艺以及带有狂欢色彩的集体欢庆活动，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容。从秧歌剧到新歌剧的实践，使农民和乡土生活以崭新的形象呈现出来，成为舞台的主角，甚至是舞台的全部。[6] 1942年，在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的基础上，贺敬之与丁毅等人一起，集体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白毛女”风暴，旋转着雪花和眼泪的这场风暴，虽无刀剑、枪炮，却燃起了仇恨的火焰，激起人们强烈的反抗情绪，它对于解放战争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作品中回荡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鲜明时代主题，展示了鲜活真切、光彩灼人的人物形象，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使剧本呈现出一种诗意浓郁的悲剧气氛。《白毛女》为我国新歌剧的创作奠定了基石，其强大的思想艺术力量和动人的美学魅力深刻、广泛、持久地影响着亿万观众和读者的心，不仅后来被搬上银幕而且译成多种外文，改变为多种艺术形式在许多国家上演，获得了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贺敬之从而以剧作家闻名。
抗战胜利以后，贺敬之在“母亲延安跷脚远望的目光里”告别了延安，随鲁艺文工团到华北，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了土改、支前等群众工作，经受了战争和土改的锻炼，1947年，在解放河北沧州的战役中，贺敬之奋勇冲锋，不怕牺牲，曾立功受奖。这一时期，他创作了秧歌剧《秦洛正》，诗歌《行军散歌》、《张大嫂写信》、《送参军》、《搂草鸡毛》、《笑》等即他的第三本诗集《朝阳花开》中的主要作品。
贺敬之在建国前10年间出版的四部诗集《并没有冬天》、《笑》、《朝阳花开》、《乡村的夜》，这些被诗人称之为“笨拙的诗句”今天读来仍有朴素的泥土的芳香。贺敬之的童年时代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社会坏境之中，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地主豪绅横征暴敛，国民党兵痞横行霸道，日本鬼子用铁蹄践踏中国人民。家乡父老被逼得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儿时的生活积累成了他创作的重要源泉。如果没有早期长达十六七年的诗歌创作实践，没有思想艺术上的反复揣摩、探索、积累的过程，就不会有后来的成熟的政治抒情诗。
三、政治抒情时代的放声高歌
我的鲜红的生命
写在这鲜红旗帜的皱折里。
——《放声歌唱》
1949年7月，贺敬之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全国剧协理事和作协理事，后到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工作，任《剧本》常务编委、《诗刊》编委、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等职。然而由于疾病、工作环境等原因，创作很少，直到1956年，他除了创作了《民主建国进行曲》、《给受难的同胞报仇》、《向胜利进军》、《平汉路小唱》、《走向天安门》等歌词之外，几乎没有比较重要的新诗问世。
1956年，贺敬之回到了阔别10年的延安，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激情之作《回延安》：“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啊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就是这些朴实而深情的诗句，不仅使贺敬之重新回到了诗坛，而且成为诗人全部诗歌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之一。延安就像哺育诗人成长的母亲，又一次投入母亲的怀抱，怎能不令人激动？《回延安》虽然是他的一首抒情短章，却完全表现出贺诗的抒情风格：意境清新，民歌味浓，似一股清冽的山泉，自然流畅。诗行间流露出对党、对革命根据地、对新的生活天地的真实印象和真实情感。正由于诗人对延安有着强烈的亲情，才使得这首诗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经久难忘。
1956年“七一”前夕，诗人又向党的八大献出了气贯长虹的抒情长诗《放声歌唱》，这是贺敬之对共和国“爱得深沉”的一曲颂歌，也是他的生命与命运之歌。贺敬之1938年由流亡到救亡，由救亡到走向革命，十几年的理想追求终于变为了现实，他怎能不放声高歌？
此后，贺敬之可谓“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他的创作进入了旺盛期，接连发表了《三门峡—梳妆台》、《东风万里》、《向秀丽》、《十年颂歌》、《桂林山水歌》等著名诗篇，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广为传唱，在诗歌界和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61年，贺敬之将自己从《回延安》开始包括1956年至1959年的诗篇，以《放声歌唱》为总题，结集出版。
1963年，诗人以《雷锋之歌》的深刻主题和广博意境，为当代政治抒情诗竖起了一块纪念碑。作为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这首1200多行的长诗以高楼大厦般的结构，惊雷闪电般的气势和浓重的政治抒情色彩，在1960年代初的诗坛上独领风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深刻影响，促进了几代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
1964至1965年，贺敬之还发表了诗作《西区列车的窗口》、《又回南泥湾》、《胜利和我们在一起》、《回答今日的世界》，唱出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
正当诗人由衷地赞美全新时代、创作充满勃勃生机之时，“寒霜突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诗人“不明究竟地突然被指为是‘敌人’”[7]，诗人的笔不能歌唱新中国的新生活，只能写“交代”和“检查”，1969年才宣布被“解放”。可不久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再版《放歌集》，灾难再次降临，四人帮让他长期下放，监督劳动。在首钢劳动时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和暗中保护，诗人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被敌人看作是敌人”[8]，因而感到宽心和自豪，他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坚持真理，虽然整整11年完全被剥夺了写诗的权利，但他仍旧相信自己走过和将走的道路。
粉碎四人帮之后，贺敬之怀着极度的喜悦之情发表了《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两首重要的政治抒情诗。同年，他被选为党的十一大代表，后出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还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79年，贺敬之编选了从《跃进》到《“八一”之歌》等代表作品45首，出版了《贺敬之诗选》。1985年贺敬之选编了从1950年至1985年的序文、通信、讲话、发言等共57篇，出版了《贺敬之文艺论集》。
1980年贺敬之辞去中宣部副部长一职，1987年离任，1989年复出，兼任文化部代部长。1992年，古稀之年的贺敬之从工作岗位退下来，辞去了两部职务。从1982年到1992年这“风雨十年”间，贺敬之一直在练书法、吟旧体诗，表现出诗人对诗歌的执着和对诗歌的新的艺术追求。
四、时殊酒味似，慷慨赋新章
诗心未负江山债，
诗人非属江郎才。
历难更开新诗境，
黄河九曲诗汛来！
——《赠诗友》
199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集诗、书于一体的《贺敬之诗书集》，其中的近二百篇新古体诗是诗人在境内外访问、参观、考察、交流诗艺时的即兴之作，这些诗篇从某一侧面、某一片段反映了贺敬之从1962年到1993年31年间的一些生活经历，记录了诗人在“历史大变革时期某些方面的所见、所感、所思”，这些诗具有留念、纪游的实用性质，内容丰富，既有对故土、故人的怀念，对名胜古迹的感触，也有对今人、今世的喟叹、评论。从情感内容上看，它们是诗人思索历史文化、关注社会生活、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之情的真实流露，用诗人的话说，其中有着“一丝半缕的时代折光”[9]；从形式上看，诗人改造、化用了古典诗句，使诗歌古风飘逸，延续了传统诗词的生命力，因而可以古今同体，新旧齐辉。2004年10月，诗人又出版了《贺敬之诗书集》（二集），作为续集，除一小部分是1994年以前未收入一集的以外，大部分是1994到现在的新作。这一本不仅有传统的五七言句式，有几篇采用了长短句，属于词或曲一类，例如《访南湖船》、《怀海涅》篇幅较长，接近“长调”，但未按古词牌或曲牌格式，而是仿效古人“自度曲（词）”和今人“自由曲（词）”写法，贺敬之称之为“新古体词（曲）”。
诗人在陕西、青岛、胶东、三峡、南粤、哲盟、枣庄等地的行程中，真实记录了祖国面貌的巨大变化，讴歌了新时期以来所到之地的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诗中始终回荡着爱国主义的主旋律。面对改革开放的时代，诗人依然穿着战士的盔甲，迈着行军的步伐。诗人对齐鲁大地的厚爱，使他总是渴望回到故乡，倾诉思乡之情。从1938年流亡到现在回到故乡，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故乡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日新月异，故乡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最能牵惹他的思绪。正如他所言：“几年来见喜、见忧，心绪繁纷，尤以此番为最。”[10] 1987年诗人写了《故乡行》十五首，《济南会友》回荡着“故人故心在，故乡问征程”的鼓声，《登岱顶赞泰山》，感受到泰山的“万古立不移”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象征，泰山就是一块“顶天写真诗”的民族丰碑。
1988年10月，诗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枣庄，写下了《枣庄行》四首，时值鼓吹“蓝色文明”、主张全盘西化的电视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诗人深感忧虑，写下了《田园诗（四）》：
共叙河山腾飞愿，
谁听改色变蔚蓝？
榴花尽染先烈血，
熠熠红旗识故园。
榴花的火红，生活的美好是为国家独立、人民自由而牺牲的先烈的鲜血换来的，“红色”是中国唯一的颜色，诗人以战士的无限忠诚信仰天，任岁月改变而“信无稍移”。红旗熠熠之地正是诗人“生命的故乡”，有着信仰作为支柱的殿堂是不会坍塌的，革命传统、传统文化、整个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也不是几个鼓吹“改色”之人能否定得了的！面对闻名遐迩的万亩石榴园，诗人无比自豪地挥毫写下：
燎原星火似重现，
忽作银河倾碧天。
诗人奇境知何处？
我乡枣庄石榴园。
诗人一边喜看故乡的石榴花，一边回忆星火燎原的战争年代，美景奇观和豪情壮志融为一体，唱响了怀乡爱国的主旋律。
诗人的政治激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熄灭，反而化作了更深的思索，他以哲人的眼光，冷峻地审视历史，写下了长诗《游石林》（1989年云南行）；1993年秋，诗人沿着故道重访旧地，15首《北川行》记录了诗人踏上革命征途的起始经历，发出了“红颜红心慰白头”的真情表白。诗人历经磨难、不改初衷，对革命的坚定信念“虽九死其犹未悔”，深沉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使他吟出了这样的诗句：
三生石上笑挺身，
又逢生日说转轮。
百世千劫仍是我，
赤心赤旗赤县民。
诗歌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贺敬之的“新古体诗”既从旧体诗中摄取了文字凝练，音韵、声律具有音乐美等营养，又吸收了新诗大众化、易于被接受，形式自由活泼的新鲜感、现代感，呈现出崭新的盛满时代色彩的内容，有着整体框架的完美；音乐和谐，对仗有所突破，读来还能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又洋溢着较浓的诗味。这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人，对符合民族传统、时代要求的新体诗的创新和贡献！
贺敬之的人生之路和创作道路，是一条求生、求学、求光明的坎坷之路，他从运河古城台儿庄走出，在延安精神的感召下，在时代风雨的洗礼中前进，在革命战士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中不断成熟起来。在他身上体现着革命战士和诗人的统一，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融汇一体的重要特征。他对革命事业、党和祖国的忠贞不二，对生活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在他气势磅礴、笔挟风雷的政治抒情诗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参考文献：
[1]《郭小川诗选》英文本序，1979年5月，《贺敬之文集》3，文论卷上，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220页
[2]贺懋莹：《祝贺贺敬之文学馆开馆》，《台儿庄诗词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3]贺敬之：《继承·发扬·革新·创造——答<延安文艺研究>主编问》，《贺敬之文集》4文论卷下，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124~125页
[4]贺敬之：《生活》，《贺敬之文集》1新诗卷，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5][7][8]贺敬之：《贺敬之诗选·自序》，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
[6]何吉贤：《<白毛女>：新阐释的误区及其可能性》，《贺敬之研究文选》下册，陆华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912~913页
[9][10]贺敬之：《贺敬之诗书集·自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
（古城台儿庄网社教部编辑）
